虽然近代以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规模上并不大，但从韩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移居者对朝鲜半岛的贡献和影响很大，而且较为普遍。来自中国的移民自从居留和生息下来后，在当地社会并未形成民族边界和民族社会。从历史中能够看到他们在文明与文化方面留下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前近代的移居者是融入于朝鲜半岛社会的，与当地人共同创造着历史，而没有形成民族边界和民族隔离的社会和历史。

如前所述，殷末周初时期，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灭殷，殷之王族箕子率众5000人去了朝鲜，同时也带去了殷朝文化，带去了中国的生产技术与思想文化。如“田蚕织作”“诗书礼乐”“医药卜筮”“设禁八条”等，从而促进了古代朝鲜社会的发展，并开朝鲜华侨史之始。这是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最早年代。

箕子率众5000人入朝，除中朝两国历史文献有记载外，还有大量古迹佐证。高丽所建的箕子祠虽已泯灭，但至朝鲜解放以前，平壤犹有箕子墓和箕田。箕子墓完整，箕田仅有残迹。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和正阳门之间。朝鲜学者韩百谦曾著《箕田考》，对箕田有如下记述：“箕田为‘田’字形，每‘田’有四区，每区皆70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亩八区；竖计之亦有四亩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区与区之间留出一亩宽的路，田与田之间留出三亩宽的路，以十六田、六十四区划为一甸，其三甸旁又有九亩宽的路，从城门直至大同江边。土地的尖斜其侧不能划成方块处，或一二田，或二三区，随地势而为之，叫做‘余田’，也都是每区70亩。”从韩百谦所述可知，箕田井井方方，与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而一区七十亩则和孟子所说“殷人七十而助”相合。从而可知箕田的划分方法是箕子从商朝传来的。箕子墓亦称箕林，位于平壤玄武门外，规模殊狭，墓前有碑，书“箕子陵”三字。墓前两侧各立有两尊石人。箕子墓始建何代已不可考，后因毁坏，于光绪十五年（1889）重建。10053344黄炎培、邹鲁先后于1928年、1945年访问朝鲜平壤时皆曾目睹。10053343此外，100多年前，朝鲜常州李某在某石棺内发现箕氏系谱。系谱详细记述箕子至衰亡41代的王諡及在位年数，入马韩时代，尚载有8代王名。10053344箕子朝鲜的历史除中朝两国历史文献记载残存的古迹外，从考古资料也可得到佐证。

1941年，辽宁喀左县小城子遗址发现殷周之际的铜鼎。1955年，该县北洞村遗址又发现一批西周初期的窖藏洞器群。1958年，该县老哈河遗址发现与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青铜器，其年代相当于东周。辽宁还发现许多春秋末年至秦汉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了许多与中原文化相同的陶器与铜器。

朝鲜境内出土的许多铜器与中国辽宁省出土的铜器甚为相近或相似。对此，朝鲜著名考古学家都宥浩教授说：“朝鲜罗津草岛的青铜文化，可能同中国的辽宁地区有联系。”《朝鲜通史》也认为：“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很多中国系统的细型铜剑、铜铧、铜镞等武器和铜铎、装饰品、铜镜等。”它们有时与中国古钱一起出土。10053345如上所述，在公元前11世纪，即殷末周初，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已有广泛接触，并有众多中国人移居朝鲜，从而产生相近或相似之文化。另外，在朝鲜境内曾发现中国战国时期的金属货币、金属器皿和各种金属工具。如朝鲜慈江道渭原郡、江界郡、平安道宁远郡等均发现大量明刀钱及铁制农具。这些货币及金属制品，一部分可能是战国以来中朝两国贸易输入的，另一部分可能是战国末以来到朝鲜定居的华侨带来的。还应指出的是，除中国的众多金属器皿传入朝鲜外，丝绸、漆器也大量传入朝鲜。金属器皿、丝绸、漆器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生产技术的发展。

而较金属制品更为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中国汉字发展到商代后期已基本成熟：“甲骨卜辞和器物铭文中出现的字，数目达三千五百个左右。”10053346秦末汉初，金属制品上铭文更为普遍。迄今，在朝鲜境内出土不少铭文的金属制品。朝鲜西北部6个地方出土的明刀钱铸有的汉字数目达3000多个（同一汉字重复计算）。10053347平壤附近曾发现有铭文的汉孝文庙铜钟，铸于公元前41年（汉元帝永光三年），上面的铭文为：“孝文庙铜钟容十斤重三十斤永光三年六月造。”此外，汉武帝曾派善于治河的彭吴赴朝，治理朝鲜河流。朝鲜史书载：“彭吴治国内河川，以奠民居。”10053348《本纪统览》载：“牛首州有彭吴碑。”可见，彭吴居留朝鲜治河很有功绩，死后，朝鲜人立碑纪念他。

又如，汉初为避战乱而移居朝鲜的王仲及其后裔八代孙王景，也对朝鲜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王仲及其后代王景，都精通天文知识。他们侨居朝鲜，对中朝两国天文学的交流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10053349

还有北宋入高丽定居的商人、文人、武士、医生、术士、画工等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北宋与高丽关系友好。北宋和高丽的民间贸易相当繁荣，大批商人去高丽经商。公元1074年，高丽向宋朝请“医药、画塑之工以教国人”。又如宋朝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高丽派使向宋朝“请乐工”，宋朝也派乐工前往。10053350高丽崇尚中国文明，积极广泛吸收中国文化，以发展本国文化。如前所述，韩国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历代王朝都崇尚中国文明，积极吸收中国文化。高丽王朝亦是如此，不仅派大量使节、学生、僧侣、工匠、商人去北宋，或学习儒学、佛学、文学、工艺，或与中国文人接触，或大量购买书籍，而且还欢迎北宋文人到高丽定居、供职，以促进高丽文化发展。宋朝文人来高丽返回时，高丽都热切挽留。如公元1091年8月，“制曰，宋人田盛善书札，东养有武艺，敦请留止，且加职秩，以劝来者”。10053351又如宋著名进士慎修定居高丽，高丽委以参知政事要职。他逝世时，国王肃宗派人吊祭，并“谥恭献”10053352。

高丽积极提倡海外贸易，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制定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不仅开展与北宋的官方贸易，也积极开展民间贸易。高丽鼓励本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更欢迎北宋商人来高丽贸易，宋商给高丽带来大批中国物品，其中以丝和丝绸织物为大宗。高丽虽也制作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10053353此外，瓷器、漆器、手工艺品、药材、茶等也为大宗，书籍尤为高丽所欢迎。公元1027年，宋商李文通一次运至高丽的书籍竟达597卷。公元1087年，高丽高价委托宋商徐戬在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2900余片），而后运至高丽。高丽酬以三千两百银。10053354宋商还给高丽运去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西南亚地区的物品。宋商运来大批中国和西南亚地区的货物，满足了高丽王廷奢侈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有益于高丽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经济的发展。因此，高丽朝廷十分欢迎宋商的到来，在京都开京专门设立接待宋商的四个“客馆”，而且每当节日都要宴请宋商。

元代朝鲜华侨为数众多，成员复杂。他们侨居高丽，对高丽贡献很大。从武备方面看，罗世、边安烈与高丽军民一起抗倭，有力地捍卫了高丽的领土主权；在文化方面，孔昭、朱赞、偰长寿、韩复等对中国文化在高丽的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功绩；火药制作方法和建筑技术的引入，推动了高丽在这方面的发展与提高。

中原文化对韩民族的影响远远不止上述这些，在历法、饮食、婚俗、葬俗、祭祀等众多方面都有体现，对此以往学者们多有探讨，无需一一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