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成果的主要内容由五章组成：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范畴理论及其构架；第二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第三章，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第四章，我国哲学工作者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理论的贡献；第五章，当代西方哲学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启示。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重点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关键在于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仅指认了近代西方理性形而上学自身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从根本上洞穿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秘密，深刻揭示了全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现实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实践唯物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和人类解放的哲学，其主导语境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更不是生存伦理或价值哲学，而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这种主导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两个重要关节点，最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建了以实践范畴为出发点和核心的范畴理论。在科学的实践范畴的基础上，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思维与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生产方式、分工、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等范畴，都获得了科学的规定，从而构建了一个科学的范畴体系。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又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特别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在《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范畴理论。

第二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列宁不仅科学地界定了物质范畴，而且深化了运动、时间和空间范畴。其二，列宁解决了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问题，深刻地阐明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范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对诸如“个别与一般”、“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范畴作了精彩的发挥。其三，列宁从辩证法的高度深刻地提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范畴，如对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真理及真理标准、分析与综合等范畴的丰富和深化。

第三章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体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确立、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范畴，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界定和阐发，到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到江泽民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再到胡锦涛的求真务实，完整地再现了实事求是范畴的发展进程，并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次，展开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范畴。这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理论的深刻阐发，并得出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同时也体现在邓小平运用矛盾辩证法思想，解决国内国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断和举措上。再次，确立、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及其范畴理论。毛泽东不仅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而且还首创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并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总课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及其范畴理论，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分开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解放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最后，确立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范畴学说。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转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经历了巨大的改革，取得了根本性的理论进展，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研究视阈上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在此过程中，以实践、人道主义、异化、价值四个范畴为中心，我国哲学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甚至在有些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实践范畴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二是从历史观的高度探讨了交往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关系，凸现了实践范畴的交往维度，并对交往实践范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三是从本体论的高度阐明了物质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内在关联，并在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畴的当代理解。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曾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讨论的过程，无论是人道主义与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是异化概念中所包含的历史性维度，都始终未被深思。实际上，与人道主义始终停留在Eidos这一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传统不同，马克思理想活动的中心，恰恰就是要击穿理性形而上学的统治，揭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与此相应，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就不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价值论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如何突破“主客体关系”模式却成为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1世纪以来，为了超出“主客体关系”模式，哲学界提出了“人学的路向”、“人类存在论的路向”、“超验的路向”和“生存论的路向”等4种代表性的观点，为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当代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但问题在于，这四种路向都未能真正超出康德关于价值概念的理解——只有“善良意志”才拥有“绝对价值”的概念。这种局限决定了国内哲学界只能始终在“自我超越”（绝对价值）和“有用性”之间徘徊，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始终未被深思。因此，进一步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对价值哲学的概念基础，即价值概念，进行概念史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彰显马克思对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的澄明。

在第五章中，该成果认为，当代西方哲学本质上是对传统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以扬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和颠覆罗格斯中心主义为两个重要主题，由此实现了实证主义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和生存论的转向学，等等。因此，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建设性对话，可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当代的发展。

该成果是一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与当代发展的专著，尽管尚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项具有“创新性和开创性”的成果。它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对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