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文学领域中，抒情文学与戏剧文学逐渐衰落，叙事文学一枝独秀。随着叙事文学的繁荣，叙事理论也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但迄今为止，叙事学基本上还是一门外来的学问。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十分丰富。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思想，挖掘叙事学的本土资源，不仅有利于加强对我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文艺思想的理解，弘扬古代文化，也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叙事的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中国叙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体系。

该成果以西方叙事理论作为参照和理论背景，依据中国古代相关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全书共分三卷。

第一卷为先秦两汉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1）神话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之一。中国古代神话由于实用理性的束缚，基本上没有经历“二次创造”的“再生神话”阶段，一直停留在“原生神话”状态，在叙事上表现出“片段性”、“零散性”和“弱叙述性”特征，没有发展到古希腊神话那样的成熟阶段。中西神话叙事上的差异，导致了中西叙事思想上的根本性分野。西方叙事思想以史诗为源头，经过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弘扬，确立了叙事诗学传统。中国叙事思想的源头尽管也可追溯到神话，但由于中国神话在叙事上有着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史传取代神话奠定了叙事思想的基本观念，形成了“实录”的叙事理念。同时，神话的不发达与史诗的缺乏，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

（2）史传文学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源头。由于没有大型的叙事文学作品，中国早期历史著作承担了文学叙事的责任，由此产生史传文学。史传文学一方面要承担历史叙述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文学叙事的责任。在注意形象性的同时，形成了重史实、强调真实性的传统和历史高于文学的观念。这些传统与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作品。到唐传奇等叙事文学样式兴起之后，史传文学便开始走向衰落。

（3）杂史杂传是中国古代叙事从史传到小说的过渡性中间形态。先秦两汉杂史杂传在追慕史传、因袭史传叙事思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变异性特征，呈现出更为鲜明的虚构性倾向和小说性叙事特征。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及叙事结构等方面，杂史杂传与史传文学都有一定的承继与变异关系。

（4）相对于源远流长的抒情诗传统，中国古代叙事诗明显不够发达，且深受中国抒情诗传统的影响，往往变“叙事”为“感事”，表现出鲜明的“亚叙事”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及叙事结构两个方面。

（5）先秦两汉是我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发生期和形成期。至汉代，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基本形成，并对后世叙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话的不发达，使中国古代叙事缺乏史诗性源头，导致叙事理论被摈除在传统文论视野之外，抒情诗学占据主流地位，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叙事的“诗化”倾向。史传文学所取得的高度叙事成就，则导致了中国古代叙事经久不衰的“慕史”倾向、“史化”特征及“拟史化”批评。

第二卷为魏晋六朝唐宋元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1）历史发展到魏晋，从《春秋》、《左传》到《史记》、《汉书》逐渐定型的历史理性叙述尽管依然作为主流在引导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但汉代以来的杂史杂传却在悄悄地消解“正史”关于世界的观念。志怪书以一种历史“增补”的形式进入到权威的历史叙述家族中，从而带来叙述观念和叙述技术的系统化演进。魏晋六朝轶事小说具有“史”的特点，所记言行掌故，多有所据，相比“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的志怪小说来说，它更能得到读者的“真实性”认同。

（2）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传奇是中国小说的真正开始。唐代传奇与唐以前小说的最大不同是开始具有自觉的虚构意识。在叙事成规上，唐传奇重视叙事者个人思想的表达，注意“情节化修辞”。中国的通俗叙事曾以口头形式在民间长期存在，在唐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与官方正史和文人小说比肩而立的第三种叙事样式。“拟书场”模式对宋元小说具有很大影响，宋元小说作者尚未充分注意叙事作品有机统一的重要性，作品结构比较松散。但叙事者与其叙事意识已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3）探讨历史中的叙事文本如何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探讨叙事作品为什么这么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六朝的小说有许多依托之作，宋元话本的实际状况也是扑朔迷离。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仔细比对，这对于叙事史的还原极为重要。而对于该成果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叙事思想的阐释。成果从微观史学和新历史主义等学说中吸取营养，既注重文本分析，同时也注意叙事的文化交流功能。

（4）叙事思想研究的理想对象当然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批评与理论。在中国古代，由于史学在公共空间一直占据中心，叙事的显性观念长期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停滞不前。真正关于叙事的创造性思想是在实践中呈现的。六朝小说以一种增补历史的形式开启了叙事的新思路；尽管其符号表达有限，但其意义、效果和功能却不是有限的。后世的文人笔记小说即与之处于一种共时的秩序。而唐传奇则融合了传统和外来的诸种文化因子和叙述话语，完成了叙事从历史向艺术建构的转化。

第三卷为明清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1）明清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在篇幅上有着巨大差别且渊源不同，但它们在体制形态上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结构因子”。这些结构因子可以分为题目、篇首、头回、入话、正话、篇尾等六个部分。有必要通过这六个方面探讨明清叙事作品体制上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在叙事中的演化及其叙事功能。如“回目”的诗化、对偶与警策，以诗开篇的诗文融合，以叙述、议论、诗词作为叙事手段，重在说书场语境中与读者的交流，以及叙事结构中的预叙框架、离间机制等。

（2）王国维与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理论家。他们虽然没有系统的叙事理论著作，但他们的文学思想中蕴涵了丰富的叙事思想。王国维强调文学的地位与价值，而在文学中又突出叙事文学。在文学内容上，他要求文学描写人生，要求文学描写的人生具有现实与真实的品格。在文学形式上，他提倡古雅，肯定古雅在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强调文学的形象性，他的“隔”与“不隔”的理论实际上是对文学的形象性的论述。王国维的这些观点，都肯定了叙事文学，有利于叙事文学的发展。梁启超从启蒙的角度出发，强调小说的作用，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从语言文字、叙事技巧和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对文学形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肯定史传文学，推崇《史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了中国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并对杜甫诗作中的写实诗与半写实诗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些都有利于叙事文学和叙事思想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近代叙事思想的内涵。

（3）近代报刊文化的兴起导致了读者意识的转型。这种转型对于近代叙事思想和叙事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读者意识造成了近代小说文体的雅俗之变，造成了近代小说由俗入雅、外俗内雅和回雅向俗、外雅内俗的双向运动，造成了近代文学“集锦式”和“珠花式”叙事结构的变化，并对近代小说直陈、讽刺加强，而反讽弱化甚至消失的趋势产生了内在的影响。

（4）在叙事中羼入韵文，是中国古代叙事的一个特点。这种韵文可分为“代言体”韵文和“程式体”韵文两种形式。其叙事功能主要表现为刻画小说环境，发表叙事者的议论，进一步点明故事寓意。韵文的羼入强化了小说的抒情意境，起到了预述的功用，对古代叙事作品的叙事时间和叙事节奏产生了影响。但由于韵文自身的局限与叙事艺术的发展，韵文的羼入最终消失，中国古代叙事向现代叙事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