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华人新生代作家（主要指1960以后在海外各国出生、成长的作家，以下简称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主要指1980年以后由中国大陆迁居海外的作家，以下简称新移民）的崛起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层次调整。同时，新生代主要活跃于东南亚各国，新移民则主要崛起于欧美各国，他们各自创作的演变、特色，两者的关系等又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文学的一种对话。该成果通过对新生代、新移民文学进行整体的历史描述和科学的审美分析及其两者的比较研究，对其创作涉及的民族文化内部的跨文化因素、传统和现代、边缘和中心、东方和西方、身份书写和叙述策略、族群性和超越性等理论性话题进行探讨，力求为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理论等，尤其是身份批评理论提供新的建设性材料。

该成果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整体比较，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出逃”：身份焦虑中的精神探求》从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一种表达——“出逃”，来审视他们身份焦虑的丰富内涵。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出逃”往往表现为从久远的传统、历史中的“出逃”，这种“出逃”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南洋面临的西化和峇峇化的压力。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的形成有着某种“史前史”的意味，带至南洋的中华文化多停留于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层面，而较少哲学、美学层面的。而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国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民族性”和“公民性”脱节的状况，使“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等民族性问题得到了凸现，也使 华侨华人融入所在国一直带有“受动性”。华文文学在这种情况中承担起推动华文教 育、传承民族薪火等重任，其现实主义传统更多联系着民族文化的认同，甚至陷入 国家认同跟民族文化认同的某种对峙。新生代的反省就是对上述传统的逃离，而力图在南洋华人社会的转型中构建民族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精神。新移民作家笔下的“出逃”则更多地呈现出两个时代的断裂。以留学开始其异域生涯的新移民往往是将移居国外作为延续乃至扩展他们在国内已开始了的现代性追求的最好途径，然而在新居住国，中国的现代性往往无栖居之地，这种“失梦”成为新移民笔下不断呈现“出逃”形象的主要缘由。而在另一类作为打工阶层而移居西方的新移民笔下，其呈现的“出逃”较多地表现为跟“唐人街”发生冲突而实现“自我救赎”。

第二部分《中国性和中华性：多元文化形态中的身份认同》在第一部分论述的基础上，说明从物质困厄中的逃亡到精神困境中的逃离，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新生代、新移民感受到身份焦虑后的艺术呈现，他们在不断“逃离”中突入到文化认同的一些深层次话题。该部分从“实质性”、“邻近性”、“奇特性”来透视“身份”本体，揭示新生代、新移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置身于居住国多元化文化环境中，在认同“中 国性”和“中华性”、“民族性”和“本土性”（国家性）上的探寻。新移民创作往往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但这种“中国性”已不再是一种固守于“唐人街”的封闭心态，也不再是一种以凸现族群性去争取自身权利的狭隘民族意识，而是在谋求多元共存中的一种开放性行为。其“中国”形象，从现实功利性的种种关联中解脱出来，在时间所指上也滤掉了现时代的特征，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了一种“中华性”，而在新移民所写的“香蕉人”形象中，原先数典忘祖、文化失根的叙事轨迹，被代之以中西文化互补层面上的某种体认，甚至“双重拒斥”也不只是生存的悖谬，而有超越的意义。这种对中西文化交汇的体认，也使新移民张扬的“中国性”有了新的丰富含义.在身份认同中，个体对一己身份之所属的辨认和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互为表里的，这种情况使新生代不得不面对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冲突.他们开始摆脱 这一矛盾冲突造成的历史上华人民族命运的恶性循环，在亲近南洋土地的真挚人性中来看待华族的身份认同，质疑身份认同中“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割裂，并将国家认同的他者环境的改变和文化认同的自身环境的改善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民 族性”和“国家性”上逐步构成良性互动。

第三部分《故乡和异乡：祖土文化情感和现实生存策略间的矛盾冲突》从分析移民文学的“思乡”传统在新移民、新生代笔下的新意蕴入手，探讨其创作如何在“文化情感”和“现实策略”之间取得平衡，让血脉相传的祖土文化情感与现实生存的理性策略构建成某种互补对接。这一问题的探讨正是第二部分“民族性”和“国家性”关系探讨的继续和深化。新移民、新生代把离开“原乡”看作让原先的生命有更丰富、更开阔的存在，表现出种种将异乡变成安心立命的故乡的心境和努力。这种努力在新移民、新生代笔下有着不同的表现。新生代在南洋土地的落地生根中隐现出中华文化的叶落归根，他们不仅将先辈的南洋历史作为丰富现存意义的内容来开掘，而且将历史作为自身文化属性来建构，从而显露出对民族心灵安置地的新的构建。新移民的“探史”“寻 根”则往往带有重建现实生存环境的寻求，他们所受西方后现代历史意识的影响，也使其创作长久地处于“故乡”和“异乡”的不断构建和消解中。“古典”意象、“古迹”空间成为新生代、新移民母体归依、生命自审中的原乡情结的独异呈现。

第四部分《“边缘”和“中心”：放逐中生命归宿的一种寻找》从新生代、新移民所偏爱的“边缘”话题入手，探讨他们如何在全球性和区域性都呈强化之势的文化语境中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新生代、新移民都清醒意识到文学本质上是“边缘”的，也都着力于开掘少数族裔“边缘”本身蕴涵的力量，努力将“边缘”的放逐状态转换为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而相比较之下，新移民较多地关注“边缘”的现 状，从“边缘”构建跟“中心”的对话，而新生代则较多关注“边缘”历史，从面对多个中心的历史中来开掘“边缘”的力量。尤其是新生代久居“边缘”，逐步养成 了一种自觉利用“边缘”特质而进行无穷尽创造性活动的姿态。

第五部分《多元化和跨文化：传承和接纳中的文化融入》论析新生代、新移民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处理多元化和跨文化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走向的关系。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强调文化的丰富性，但前者包含有多种文化并列展开求得生存的倾向，它在构成文化丰富多样性的同时，也潜伏形成文化隔绝的危险；后者则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它在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基础上保存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有益于化解不同文化间的现实隔绝、冲突、对峙，但也潜伏对原先多种文化制约、伤害的可能。新生代、新移民的创作都关注这两者的协调，在沟通中保护自己族群文化的传统，在跟居住国其他文化的平等对话中融入居住国文化中。他们在跨文化视野中塑造的异族形象，也不再是单一的或质疑“他者”，或审省自我，而包容起一种较博大的人文关怀：不只为了异族而关注他族，而对异族有更恒久更真诚的关怀。

第六部分《语言原乡：创作心灵栖息地的寻找》进入到新生代、新移民身份认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语言如何成为创作心灵的栖息地。旅外作家将语言看作比“土地”、“祖国”更重要的精神栖息地和生存方式，以此构建一个“海外中国”的“祖国”，一种精神的原乡。新生代作家由于其现实处境，更多地将汉字中文作为历史创伤和民族图腾的象征来呈现，新移民则更关注血脉所在汉语语境跟现实生存英语语境间的冲突。在词语变迁上，新生代一反前辈作家吸收当地语言以呈现南洋地域特色的做法，表现出向母语纯正的回归；而新移民的语言则有某 种“杂交”特色。

下编是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的个案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选择了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黎紫书、吴耀宗等有代表性的华人新生代作家和严歌苓、卢新华、章平、刘荒田、陈谦、林湄、少君等重要的新移民作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凸现他们在多元对话、全球语境中的创作追求。这些作家论充分关注了作家独异的创作个性，论析了他们的创作对1980年代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格局调整深化产生的影响。本编还有关于马华新生代作家历史叙事、华人新移民作家飞散写作的专论，所论内容分别是新生代、新移民写作中的重要问题，和作家论构成互补互应的关系，以“点”的考察深化了华人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