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因春秋至秦汉之际的古夜郎国及夜郎人而得名。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首次记载了夜郎国，并且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此后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 及《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爨文丛刻》等汉、彝文献对夜郎的历史文化均有或略或详的记载。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贵州西部为中心，包括滇东、桂西北、及川南的原夜郎故地的考古学成就，不但证实了历史上夜郎国这个由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的存在，而且以愈来愈丰富的实物，特别是旧石器及新石器时期的出土文物，证实了古夜郎文化及文明的产生，不但有着鲜明的地域及民族特色，而且有着深厚的、必然的历史渊源及其规律存在。《夜郎文化史》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借鉴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成果，通过历史人类学、民族文献学、民俗学、民族民间文艺学、宗教学以及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对夜郎文化作了跨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综合研究，通过不厌其烦的爬梳、比较、整合及重组，对这一古文化实现相对的修复、还原，并在其发生、发展与变迁的历史线索中，最后完成了对夜郎文化作“史”的观照与论述，从而使这一知名度很高的古文化得以复活，并为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服务。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承担者发现夜郎国虽在两千年前国灭，但其文化并未消失；夜郎人所创造的这一古文化自春秋之际夜郎立国时起，以至夜郎国灭，约有750余年历史，前有源，后有流。本项目据此将夜郎文化分为“前夜郎文化”、“夜郎文化本体”与“后夜郎文化”三个历史阶段，并用以结构本书，分为“引言”、上、中、下三编及“结语”四个部分。

“引言”部分说明研究“夜郎文化史”的由来、意义及价值；通过对几种不同“文化史”的比较分析，确立“夜郎文化史”分期的方法及意义，提出“将文化史的视角，归还给文化学”这一观点，随之对现代文化学的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原理及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夜郎文化具有两大特点、三大支柱、八大精神、二十五要素的观点，进而为本项目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架构与方法论，为最终实现夜郎文化的修复、还原，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上编“前夜郎文化”，论述古夜郎国疆域上的史前文化。由于夜郎文化的发生地处在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上，其地理环境为喀斯特山地，石器时代，铜、石器并用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成果颇为辉煌，表明夜郎先民创造的前夜郎文化有“早熟”及其“山地文化”的特点。本编分为“云贵高原与先民摇篮”、“母权制向父权社会过渡”及“追问自然与神灵之舞”三章。通过相关的文化事象的分析、比较，进而得出结论：前夜郎文化是产生在云贵高原喀斯特山地上的远古文化。创造这一文化的夜郎先民从遥远而辉煌的旧石器时代走来，孕育并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旧、新石器时代及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在纵向上，前夜郎文化发展的脉络相当清晰，形成了一条古文化的长链。在横向上，前夜郎文化则是夷、濮、越三大族群先民文化的体现与融合，并受到仰韶、齐家文化及巴蜀文化的影响。它的原始农业及其驯养业的兴起，制陶及纺织业的产生，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以及岩画、刻符及文字的出现等等，不但显示出夜郎先民作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西南一隅创造的史前文明同样丰富而古老，同时也表明这一文化包含了若干夜郎文化的基因，为夜郎立国及其夜郎文化本体的创造、形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准备。

中编“夜郎文化本体”是本项目重点论述部分，指的是从夜郎立国时起，至夜郎国灭这个历史阶段夜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分为“夜郎国始末”、“夜郎文化特点与符号”、“物质生产与生活”、“社会文化与奇风异俗”、“原始宗教与精神追求”等五章。

“夜郎国始末”追述夜郎国立国及其国灭的历史，涉及夜郎国存在的时间、疆域、都邑、族源及社会制度等，根据彝文献提供的史料，认为古夜郎国立国始于六祖分封的人文运年时代（约等于汉纪的春秋初年），由夷人武僰支系创立、并融合武、乍二部的国家；其主体民族包括夷、濮、越三大族系，夷人是统治民族，苗瑶族系与汉族都参与了夜郎文化的创造。夜郎国立国之后，特别是在多同弥时代，经历了第五度强盛，与滇国君长武益纳互为援手，向周边实行武力扩张，占领濮越民族的牂柯之地，其疆域最盛时以今贵州中西部为腹心，占有今川南、滇东、桂西北等地。在750余年漫长的时间里，其文化扩张的范围达到湘西、鄂西、川东南、以至整个桂北一带。本章对夜郎国的法律文化、尚武精神，以及围绕着一代明君多同弥与武夜郎、漏卧国君长阿苦等人之间所展开的矛盾及战争，对夜郎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进行了研究。

“夜郎文化特点与符号”提炼出夜郎文化的特点及符号并加以论证，认为夜郎文化具有多源合流及多元共生的特点，从文化的结构及差异上可分为东、西两大坂块：东区以稻作文化为主，西区以农耕兼及游牧文化为主。夜郎文化具有以兄妹开亲为其核心内容的洪水神话、体现着夜郎人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的“竹王传说”以及作为夜郎青铜时代典型器物的铜鼓为代表的铜鼓文化，并认为这是夜郎文化的三大支柱，作为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使得夜郎文化同周边文化区别开来。

“物质生产与生活”论述夜郎人创造的物质文化，从农、牧、渔业及矿冶、铸造、纺织等方面研究夜郎人的生产方式，探讨其衣、食、住、行、交易、交通等生活方式及其社会群体关系。

“社会文化与奇风异俗”论述夜郎人的制度文化及各种仪节习俗，概括出夜郎文化的二十五要素：畲山为田、干栏式楼居、抢婚、贯头衣、披毡、蓝靛、腰机、鼻饮、咂酒、吃火锅、喜酸辣、抓食、打牙、文身、椎髻、芦笙、铜鼓、牂柯柱、打儿洞、对歌成亲、产翁制、打牛、多葬式、猎头俗、尚巫傩等。本章着重发掘并研究了其中几种奇特的民俗，如打牙、文身、抢婚、产翁、猎头、多葬式、打牛、放盅、鼻饮、抓食及裸身跣足等。

“原始宗教与精神追求”论述夜郎人的原始宗教与精神追求，探讨其祖先崇拜、巫傩文化、歌舞、哲学、天文、道德观、价值观、美学观、文化传承及文化交流等，提炼出夜郎文化的八大精神：如开放吸纳、艰苦拼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兴学崇教、自我管理、歌舞自娱、知足常乐等。

通过本编的研究探讨，基本上实现了夜郎文化本体的修复，从而使历史上曾被打碎的夜郎文化得以还原为可以触摸的文化。而这一文化形态产生于以农耕社会为主的农业经济基础，又由此形成了夜郎人的宇宙观、哲学观、道德观及价值观。这一整套符号系统及意义系统，影响并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塑造着夜郎人的心理及性格，最终成为人们生活行动的内心指令及其行为准则，并将此影响传之于后世。

下编“后夜郎文化”，指夜郎国灭后至今二千余年内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个世居民族所共同传承并创造的文化。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夜郎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夜郎民族创造的文化却在各世居民族中保存下来，并在日后发生了若干变异。该部分首先展开了从秦汉时代的郡国并治到明清之际的“改土归流”的历史大背景，然后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夜郎文化的传承同衍变，比如由夷、濮、越及苗、瑶四大族系形成了彝、土家、仡佬、布依、壮、侗、水、苗、瑶等单一民族；由竹崇拜向着竹文化的发展；与对歌关联的婚恋风俗的衍变；在习惯法基础上兴起的各种制度文化；铜鼓文化从祭祀向着发令、作乐器的功能转化；芦笙歌舞文化之从娱神到娱人；各民族与汉族融合，从“汉变夷”到“夷变汉”以及各民族彼此的融合等等，从中都不难看出后夜郎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轨迹，而夜郎文化的基因则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文化的特点与优长处，对王阳明“心学”的形成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一大见证。

结语部分在回顾夜郎文化发生发展及其衍变的基础上，提出以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文化符号的观点，进而探讨夜郎文化在其发展与变异进程中同经济、政治的关系，与时代、民族的关系，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夜郎文化必须实现现代转型，同时探讨了夜郎文化转型的可能性及对策。夜郎文化的现代转型，不但在建设贵州和谐社会中将发挥应有作用，而且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中，必将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对人类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该成果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古夜郎国是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这一事实与其特点，突破了传统研究夜郎历史文化中单一的汉文化视角，及单一的考古学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夷（民族文化）汉交叉的视角，将历史文献（特别是彝文献）、考古资料和民族志材料紧密结合，同时开展多学科的研究，充分运用历史人类学、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乃至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资料及方法来研究夜郎文化，从而丰富了文化史叙事结构的内涵。专家认为，该成果，“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从传统到现代之转型，实为长时段大跨度之研究，不仅层累积淀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甚多，而且由于资料的缺佚所造成的空白亦不少，但作者依其叙述理路，逐章逐节娓娓道来，均能自弥缝隙，共为周延，既符合传统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也能满足现代学者识古知今的需要，实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