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成果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秦与西汉时期的州郡设置，第二部分是秦与西汉初年的边界地理状况。

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王朝，在两个方面奠定了中国地理格局的基础，一是政区，二是疆域范围，这是中国历史地理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起始的基点。因为秦始皇吞并六国后，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王朝，首次在全国普遍实行郡县制，并明确划定全国的疆界，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都是以此为基础而延展变化。然而，由于史籍记载简疏，关于秦郡的设置状况，一直不够清楚；与此相关（特别是与边郡问题关系密切），对于秦朝疆域界线的认识，也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一直模糊不清。要想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部分西汉初年的政区和疆域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政区地理当中另一项重要设置亦即州制，产生于西汉武帝时期，后代取代郡级政区的州以及省级政区的长生，都直接渊源与此，而以往一般被视作定论的研究，也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政区的设置，受制于整个疆域幅员，而边郡本身就是边界的组成部分。由于资料有限，在研究秦汉时期的政区与边界问题时，更需要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就是本项研究的基本内容。

通过本项研究，在上述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了突破。主要结论如下。

（1）关于秦郡，过去大致有过三种说法。一是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提出的一套完整的名单。其后直至明代末年，基本上一直沿用这一说法。二是清人钱大昕的观点。钱氏主张《汉书·地理志》记述的秦郡即为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设置的三十六郡。三是清代中期以来，由全祖望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按照当时通行的考据学方法，主张摒弃《史记集解》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直接从《史记》、《汉书》的相关纪传中去一一考稽秦郡的名称，即将秦始皇二十六年前历年所见之秦郡，叠加到一起，即为秦三十六郡，民国时期王国维进一步发展这一派的做法，后来又由谭其骧总其大成，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普遍通行的观点。

本项研究提出，当前学术界普遍通行的谭其骧说，不能成立；不仅如此，谭其骧所沿承的清人全祖望以来直至王国维这一派学者的研究路径，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因此无法解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所见到的大量秦郡名称。累计秦始皇至二十六年为止，秦人历年所设之郡，至少要在40个以上。清人钱大昕的研究路径，同样存在根本性错误，因为《汉书·地理志》关于秦郡的记载，并不完全出自原始档案，有一小部分内容，应是出自班固的主观判断，岭南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即绝不可能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或是二十六年之时。

秦始皇二十六年设置的三十六郡，应当是与“车同轨、书同文字”一样的秦统一王朝开国规划，而不是秦人拓展疆土过程中历年所设秦郡的自然结果，即对郡级政区设置的一次全面调整。关于秦始皇三十六郡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提出的说法，只是今所见《史记集解》中个别郡的名称，略有文字差误。在这一点上，本文重点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合理地复原目前所知的所有秦郡名称（包括近年新出简牍所见秦郡），展示其动态变化过程，使得这一在过去看来最难理清的朝代的郡级政区设置，展现出可能比其他所有朝代都要清楚的面貌。

（2）关于西汉州制，本项研究提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被学术界视做定论的顾颉刚汉武帝创立十三州说，不能成立。西汉州制至迟创立于文帝时期，初为九州，武帝时发展成为十二州，并在十二州的基础上设置十三刺史部，创立刺史制度。刺史部与州，虽然互有交叉，但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地域划分设置，前者是监察区，后者是视察区。后来刺史部与州制逐渐合一，到王莽新朝时又将州制与五服制合为一体，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区设置形式。

（3）在秦汉边防地理方面，北部边防最重大的问题是秦始皇万里长城。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简略，关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端的走向，史念海、谭其骧、张维华等前辈学者，一直存在多种不同看法，而困扰大家的有两大学术难点，一是如何理解这段长城中“因河为塞”的地段，二是这段长城上“高阙”这一关隘的位置。

关于“因河为塞”的问题，本项研究从古代大型防御设施发展过程的角度，论述了秦始皇万里长城“因河为塞”的缘由。即累筑长城本来即起源于开挖界沟，开挖界沟本是春秋以前标识边界的通用办法，这样在有天然河流可资利用时，自然也会利用自然河道。这也是学术界首次深入阐释长城的起源问题。在这一背景基础上，并通过复原秦人疆域的扩展过程，分析确定，所谓“万里长城”，其实有很大一段是利用黄河大河套北流河段和东流河段的河道，而没有施加任何工程措施。

战国赵北方长城上的重要关隘“高阙”的位置所在，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另一重大边防地理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战国、秦及汉初北方长城的走向，而《水经注》所记载的“高阙”位置，与历史进程不符，也与考古遗迹不能吻合，所以，学术界长期存在不同看法，史念海、谭其骧等著名学者，都专门考证过这一问题，但是结论都与历史记载和考古遗存存在显著矛盾。本项研究首次理清了战国到西汉武帝元朔二年期间，这一地段边界的变化过程与“高阙”随之发生的推移变化。

关于秦汉北方边界的具体研究结论为：战国时赵国在这一带只筑有一道“阴山长城”（今内蒙大青山、乌拉山），这段长城，为赵武灵王所筑，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初，被沿用作万里长城一部分，“高阙”就是这段长城西端上的一处关隘。在这段长城的西端，跨过黄河南岸，赵武灵王另筑有一段一段长城，向东一直修筑到黄河大河套南流河段的岸边；秦国昭襄王在今陕北修筑的长城，较此稍迟，其北端即与这段赵国黄河南岸长城相衔接，而不是史念海过去推断的直抵内蒙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南岸。这一点有现存的长城遗迹为佐证，也是本项研究的重要创见之一。这样，在黄河南岸，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初，同样沿用了赵武灵王与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将蒙恬率军北出，驱逐匈奴等游牧民族，将疆域拓展到战国长城以外，并修筑了所谓“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西端，从今甘肃兰州西南方起，即利用黄河河道“因河为塞”，至乌拉山南侧，便越过黄河，与“阴山长城”相衔接，同时，驻军三十万，戍守这一段边塞。当地恶劣的农业条件，无法满足驻军庞大的军粮需求，于是秦军于当年便又北出占领河套平原，以便垦殖，为保障安全，则又在河套平原北侧的阳山（今狼山）上修筑了“阳山长城”。阳山长城修筑后，原阴山长城成为内地，失去了边塞作用，这道长城上的关隘“高阙”，便随着长城的向外推移，而成为指称阳山长城西端隘口的关名。

秦朝末年，因抽调边防军队应对内乱，秦朝将防线收缩，放弃了秦始皇三十二年以后新开拓的边地，重又据守秦昭襄王长城和赵武灵王长城一线，张家山汉简所透露出来的汉初郡县设置，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直至汉武帝元朔二年，出兵反击匈奴，才基本恢复秦始皇三十三年开拓的疆域。

“北胡南越”，是秦及西汉初年的两大边患，所以，秦汉时期与南方越人的边防线，在秦汉军事地理研究中，与北方边界同等重要，而以往在这一方面却缺乏有足够深度的研究。本项研究，首先通过秦郡设置变化的研究，确定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的始皇二十六年，今福建和浙江南部的闽中郡，与岭南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一样，尚未并入秦朝版图，秦朝在东南，大致以武夷山和南岭山地为边界，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始纳入秦朝版图。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分析《淮南子·人间训》所记屠睢率军南征百越一事的性质和时间。法国学者马司帛洛、中国学者吕思勉等许多人都研究过这一战役，但论述的重点都在岭南而忽略了闽中亦即福建地区，并且没有结合秦郡的总体演变过程，因此，无法得到全面的认识。本项研究以秦郡演变的总体过程研究为背景，推定此役与《史记》所记王翦征百越应为同一次战役，时间应为秦始皇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之间，战役的主要目标是靖定秦朝与越人的边界，但在部分地区展开了试探性的进攻，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失败。至秦始皇三十三年，重新正式展开全面进攻，始获取岭南和闽中全部地区。以往由于通行闽中郡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的看法，自然无法正确复原这一段边界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