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神话叙事并非从基督教开始，而基督教在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相遇的过程中，却逐渐使之成为自己的叙事元素，甚至逐渐取而代之。其中的思想—文化意味已经远远超出了神话本身。

神话是远古初民的故事。而“讲故事”（telling stories）其实是人类“建构意义”（making-meaning）的基本形式。不断被讲述的故事后来便成为“传统”和“经典”，不断被确认的讲述方法后来便成为思想的“范式”。进而言之，“故事”也就成为一定群体及其价值的合法性依据。说到底，这是从经验建构意义，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不同的族群、传统、信仰一旦被编织在一套“文化故事”（cultural stories）当中，这些故事便显示出“创始神话”（founding myths）的功能。

通过“故事”建构“意义”的“创始神话”，本来的价值就不在于真实：“神话并不是要描述真实……神话所寻求的是改变真实（transfigure reality），从而为个人和社会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意义。”这样，更重要的往往并不是“讲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这些故事。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叙事”（narrative）而编织起自己的语言结构和符号系统。

因此就基督教与欧洲原有神话系统的关系而言，基督教并非是“自足的、与其所参与的文化相互隔绝的文化生产”，而被认为是一种“寄生性的文化生产”。欧洲原有的三种神话传统，正是其所“寄生”之处。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进入这一研究，则可能由于阅读背景及话语方式的不同，使相应的问题意识显得更加突出。即通过对神话意象的延伸性分析，探究西方文化范式的演化过程；通过对神话语境的进一步还原，触及西方符号系统的深层结构。在一种“异质”的语境中辨析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既是展开上述思路的最佳切入点，也会对我们认识自身的传统有所启发。而关于母题、媒介和类型的考察，当是三种具体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