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学史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研究，经过20世纪近百年的积累，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取得了不少成果，各种中国文学史、由中国人撰写的各种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及国别文学史著作与教材已达上百种。但毋庸讳言，除了少量以外，这些成果角度较为单一，作品的传记式研究、教科书式的陈陈相因的文学史，占了大多数。同样地，日本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日本已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日本文学史》类著作数以千计，比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还要多。但是除了少量著作外，在层面角度、结构体系、观点资料上多是大同小异，带有明显的滞定性与模式化特征。

文学史研究要进一步推进与深化，就必须从通史、断代史、作家评传等单一化和模式化的研究中寻求突破，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发掘和呈现文学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某些侧面，以各种专题文学史的形式，呈现文学史原有的生动性与复杂性。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引入和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就中国学者来说，要在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研究上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必须强化中国人独特的学术个性，发挥中国学者独特的优势，利用我们得天独厚的、外国人不可取代的条件进行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其中，研究涉及中国的外国文学，即研究中国题材的外国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就是上述理论主张的一个具体实践。它属于日本文学研究，更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在这里，“题材”这一概念不同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形象学”中的所谓“形象”；所谓“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也不同于“日本文学史上的中国形象”。“题材”当然可以涵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但同时它又不局限于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它包括了异国人物形象，也包括了异国背景、异国舞台、异国主题等；包括了“想象”性的虚构文学、纯文学，也包括了有文学价值的非纯文学——写实性和纪实性的游记、报道、评论杂文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的题材史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与方法，又不是一种纯文学的研究。因为题材不是纯形式问题，它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对题材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而对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中日双边文化交流关系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

所谓“中国题材”，从日本文学史角度看，就是一种“外国题材”。采用异国、异族的题材进行创作，这在世界古今文学史上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欧洲文学中，古罗马作家从古希腊取材、近代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丹麦取材，现代美国作家海明威从西班牙取材，现代英国作家吉卜林从印度取材，当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取材；在东方文学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从印度、波斯取材，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从中国大量取材……这些都构成了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然而，和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外国题材”比较而言，日本文学史上的“中国题材”，却具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

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大量撷取、借用和吸收，根据其需要，其途径、方式与处理方法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日本人是在两个层面上撷取和运用中国题材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题材的直接、较为完整的运用。在这个层面上，作品的舞台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明确表明为中国。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中国题材加以改造，将中国题材的某些诗歌意象、情节要素、故事原型、人物类型糅入日本文学当中，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翻案”（亦即翻改）。“翻案”后的中国题材，不再有“中国”的外在标记，需经后世的研究者加以考证与研究之后，才能搞清它们与中国题材的渊源关系。如日本江户时代的“读本小说”，大量翻改《水浒传》、《剪灯新话》、《三言两拍》、《聊斋志异》等中国明清时期小说，中国题材在这些日本作品中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完整形态，而是被吸收到日本题材之中了。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作品对中国题材的处理方式是“易地移植”，那么第二个层面的作品则是把中国的枝条嫁接到日本树木上的“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是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及中国题材深度消化的结果，已经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题材”。因而，成果所谓的“中国题材日本文学”，指的就是第一个层面上的作品，即相对完整的中国题材在日本的“易地移植”的历史过程及种种情形。

中国题材在日本“易地移植”的历史，是与整个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相伴随的。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已经有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没有中断，至今仍繁盛不衰。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独自历史传统的文化和文学大国，像日本一样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特定国家（中国）撷取题材。从世界文学史上看，从异国异域撷取题材，往往是为了猎取外国风情，满足作家及读者的“异国想象”。就中国题材而言，近代欧洲各国（例如法国、德国、英国）的有关作家也曾经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取材，也描写过现实的中国，但基本上不出猎奇和想象的范畴。与之相比，日本文学从中国取材，远远不只是为了满足异国猎奇与异域想象，而是出于更深刻的动机与内在需要。在古代，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的落差，日本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化怀有景仰之情，中国题材既是日本文学不可或缺的营养与资源，也是汲取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环节。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文人要引进中国文化，就要学习汉语，要学习汉语，就要学会写作汉诗汉文，而要模仿和写作汉诗汉文，就要熟悉汉诗汉文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和人文地理，而一旦对中国历史文化典故与人文地理有所熟悉，就会在汉诗汉文的创作中使用中国题材。反过来说，不使用中国题材，日本人就学不来本色地道的中国文学；而学不来本色地道的中国文学，襁褓中的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就缺乏足够的营养来源。中国题材对于日本汉诗汉文这样的“外来”文体是重要的，对于“说话”、“物语”这样的日本文体也同样重要。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题材日本文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和传统文学不同，日本近代文学不再以中国为师，而是追慕和学习西方文学。照理说在这种大语境下中国题材应该从日本文学中淡出，但事实恰恰相反，近现代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撷取，比传统文学更广泛、更全面，从事中国题材创作的作家更多，中国题材的作品更丰富多彩。中国题材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打破了古代文学缺乏中国现实题材的局面，中国现实题材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作家的视野，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齐头并进、双管齐下，中国题材的创作在日本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更为引人注目。

鉴于中国题材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必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为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史写出一部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专门著作，这是一件拓荒性的工作。该研究成果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从一个独到的侧面深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巨大的、持续不断的影响，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人如何塑造、如何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并看出不同时代日本作家的不断变化的“中国观”，并由此获得应有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