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源学史是语言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是通过对传统词源学史上相关典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出这一时期词源研究的成果并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词源学史上对其成绩与不足进行分析，从而发现传统词源学史上更多的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古人对于汉语词源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总结古人研究的得失，为当代汉语研究、汉语词源研究提供借鉴，为词源学在当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建立提供有力的材料和研究基础，这是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学术目的。

该成果除“前言”、“结语”和“主要参考文献”之外，由14个部分组成，分别是：郭璞《方言注》、《尔雅注》中的词源探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齐民要术》中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水经注》中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颜氏家训》中的词源探讨；原本《玉篇》中的同声符同源字系联；魏晋至唐代经注中的词源探讨述评；颜师古《匡谬正俗》中的词源探讨；颜师古《汉书注》中的词源探讨；颜师古《急就篇注》对得名之由的探讨；玄应《众经音义》中的词源探讨；《慧琳音义》中的词源探讨；《酉阳杂俎》中的词源探讨；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的词源探讨。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进行考察，课题组认为这一历史阶段中的词源研究成绩（也是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其一，既注重探讨词的音义关系，同时也注重揭示事物的得名之由。词的音义关系研究是词源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为词语探源是音义关系研究的重要工作。例如郭璞注中揭示或暗示了叠音词、单音词的词源，揭示了古今方言的语音变化；《颜氏家训》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古籍中词义的来源进行深入探讨，指明了词源。另外利用声训进行探源也是这一时期一个比较普遍的做法。

其二，重视联绵词、外来词的词源。联绵词、外来词是汉语中两种比较特殊的词语，对它们的词源进行探讨有相当的难度。郭璞注揭示了或暗示了联绵词的词源；玄应《众经音义》对联绵词的词源大多有正确的认识。《众经音义》训释了大量的外来词，指出了它们的词源在外语，而不是从本族语来探求词义和词源；《慧琳音义》对词源的探讨比《众经音义》更为精细，对外来词的来源作了更明确的说明。

其三，注意到汉语汉字的特点，注重同声符形声字的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例如原本《玉篇》对同声符同源字的系联，《说文解字系传》中利用声符或同声符字以揭示词源，说明通过形声字声符进行词源探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

其四，探讨词源注重目验的方法。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从郭璞开始，词源探讨工作中就注重目验，用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的内容来探讨词源。郭璞在语言学上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对名物的训诂方面采用了描写的方式，这一方法体现在他的词源探讨上。此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齐民要术》、《水经注》、《酉阳杂俎》等也大量运用了目验的方法。

其五，词源理论已经萌芽。例如，《南方草木状》、《匡谬正俗》等注意到了“语音讹转”与名称之间的联系；《齐民要术》有所谓“以人姓字为名目，亦有观形立目，亦有会义为称”的总结归纳；《水经注》“结合地名的研究提出来一个原理，即山川‘以物色受名’；其中有的是‘因声以纳称’，有的是因色以纳称，有的是因形以纳称”；《慧琳音义》中有“从声立名”之说；《说文解字系传》中颇有声训和同源符字相训的情况。这些都可以称为词源理论的萌芽。

这一历史阶段中的词源研究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虽然研究成果较多、分布广，但是，零散性成果多、系统性成果少，词源探讨的实践多、理论少。

所谓“零散性成果多、系统性成果少”表现在这些成果散布于不同的古籍中，需要我们细心钩沉才能发现。我们所评述的古人的词源探讨的成果来自古籍的注释、笔记杂著和辞书，这些成果都不是专门的词源研究性质的著作。这一历史阶段中的词源研究最多只能看做是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内容，汉语词源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

所谓“词源探讨的实践多、理论少”表现在这些成果中虽然有许许多多精彩的词源研究的实例，但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对不足。例如上面说到的“词源理论已经萌芽”，无疑是理论上的探讨，但这种探讨在这一阶段中的其他典籍中并不普遍。又如原本《玉篇》中同声符同源字系联颇多，但顾野王并未因此提出某种理论；又如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颇有声训和同源符字相训的情况，或以为其“因声求义”可以媲美清代学者；但是，徐锴并未提出“因声求义”的口号，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很不正确的地方；清代学者的理论高度，徐锴是无法达到的。

总之，这一历史阶段的词源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它们在词源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绩值得充分肯定。

该课题立足于汉语汉字自身的特点，对学界注意的尚不多的词源学史中的一段加以研究，对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可以为学术界撰写更为完善的词源学史或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著作提供新的材料和理论依据；同时对当今的汉语词源的研究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向深度广度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