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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费孝通文集》（第六卷）］
主题发言人：牛静岩
评议人：罗涛
记录人：盛燕
时间：2009年11月21日
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主楼612
赵旭东主持：这一卷实际是老问题又被拿出来重新探讨，这些问题过去有争论，现在也是。第六卷1949～1956年展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学，实际上面临很多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争论、新中国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大家通过读费先生的文字能够感受到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先听牛静岩主讲，然后讨论。
《费孝通文集》（第六卷）所收录的文章写于1949～1956年间，共计38篇。这段时间内我们的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继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1956年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至1956年已经基本结束。费孝通这段时间正值39岁到46岁的不惑之年，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命运的思考更进一步，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学术视角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初，费孝通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副教务长。
相较于文集的前几卷，本卷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文章的内容有所变化，费孝通过去一直关注的中国乡村社会问题在本卷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本卷前半部分关注的“改造”问题以及后半部分涉及的民族问题。其晚年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文化自觉思想的萌芽，在民族研究的这一部分均有体现。其次是文章的写作形式有所变化，增加了一些讲话以及思想汇报等形式文章。再次是文章的风格略有变化，费孝通一直擅用的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在这卷中有所变化，他的态度更加审慎，而个人的情感也被精心地隐匿了。
第六卷的第一篇文章是《大学的改造》，费孝通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的变化进行总结。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过去的大学是资本主义的学校，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办学，吸引的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当这些学生们接受完这种资本主义方式的教育后，走入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质上会产生许多悲剧。费孝通认为当前大学存在种种问题，首先是规定课程的问题，规定课程导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有纯粹学术的倾向，不谈政治，第二就是院系的分隔。费孝通说为人民服务不仅需要一方面的知识的，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这种院系的分隔导致只懂一方面，不懂另一方面。其次，他谈到修业期的问题，大学一般的学制规定为四年，费老认为，这种四年学制的规定值得商榷，有的学科不要读很长，比如三年就可以，而有的学科如医学这类则要读五年。再次，费孝通提出师生关系的问题。他说师生关系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就是老师使劲往里塞，学生是被动地接受，没有主动性；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社会，学生想要一些新的东西，但新社会老师知识不够，就会导致学生对老师的不尊重。费孝通认为这两方面都应进行改造。在这一部分他还提到了医疗互助的意义和经验总结，还有定期储蓄的意义，实际上是他在清华校园里进行的一项社会保障的研究。医疗互助解决的就是保险的问题，而定期储蓄解决的则是人寿问题。《大学的改造》里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社会学系怎样改造》，文章说在高教会公布的关于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方案中，社会学系没有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进行特定的分析例举，没有特定的课程，只做原则性的解释，这样的现象使人们产生猜疑，怀疑社会学系是否要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今天来看，此文还是颇让人心酸。为了挽救社会学，费孝通有意地拉近社会学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但社会学系在1952年还是被撤除了。在文章中，费孝通提出社会学系具有复杂性，源于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出现问题的时候，学者们开始进行反思，如涂尔干等人，所以，社会学虽源于资本主义，但其实是对其问题进行批判的，这是他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社会学系的改造具有不迫切的性质，社会学可以说是捡了一些别的学科不研究的问题，顺带着一些马列主义也进了社会学的视野中，意指社会学并非那么“反动”，相反有进步的因素在其中，所以对于社会学的改造不是那么迫切。费孝通总结当时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外国援助下进行社会工作，费孝通将这种归结为买办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就病态的社会入手去做社会调查，这个其实是空想社会主义，但离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太远了。费孝通希望社会学能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无论是历史系、法律系、哲学系都要在学习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之外，再进行深度研究与广度学习。在文中，费老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理论与实际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也出现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因此产生争论，即大学的教育是否更应注重实用性？费孝通认为，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是大学并不一定要朝很实用的方向去发展，大学可以偏理论教育，但是要教在具体工作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用在大学里学到的方法去学新的知识。《大学的改造》一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在后记中的一段话：“我们经历了这一重要的转变，对于大学的改造抱有信心，但是改造一个旧大学困难是有的。首先是政策把握不住，而且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都不稳。”有评价认为这时费孝通的学术信心已经在强大的体制之下完全被打碎了，在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上，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而是先要“把握政策”。
《白皮书的剖析》一文批判美国政府是为华尔街的金融寡头服务的，一方面是敷衍华尔街的指责，另一面在酝酿反华的新阴谋。
《我这一年》写于1949到1950年间，是费孝通回顾这一年的生活所形成的一个集子，但写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活，而是思想改造的回顾。作为一位出生于富裕家庭，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要求全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费孝通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最初对于新中国的成立，他有热情，但是在随后的思想改造中，又产生了疑问，最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为之付出的努力，他在努力地把自己改造成一名符合要求的社会主义的、站在无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其中他主要批判的对象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中处于受剥削不太严重，自己还占有一定资源的阶层，所以往往会出现一种“超政治”的观念，对于政治不热情，认为自己是靠技术吃饭的，意思就是尽力保持中立吧。费老主要对此进行了批判，包括报功领赏、自满自足、妒忌别人进步以及怀才不遇的思想等等。他认为我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费老的写作手法，在思想改造这样枯燥的话题当中，他经常会采用一些生活中具体的例子来做比喻，使得文章生动而易于理解。例如，用生火来说明要遵循客观规律等等。
《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是1949年10月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费老写的文章，内容是对统一战线的分析，分别分析了民族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提出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首先就要打消他们的顾虑。
《人民首都，人民当了主人》是第二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之后的一篇文章，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费老提出北京市的收入是支出的一半，另一半是从农村来的，是农村支持城市建设；费老说这是不对的，而且应该是暂时的，城市应该首先自给自足，然后再帮助农村。当前我国的建设已经达到工业反哺农村的阶段，可以说费孝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
《论北京的税收》是有关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提出议案的感想，费老提到现在是以乡养城，将来应该是以城养城，最后是以城养乡，因为农村是脆弱的；收入多的应该多付市政经费，税收加重是有钱人多交税，并不增加贫苦人的生活负担。
《中英建立外交关系与帝国主义对华的新政策》针对的是英国发出愿意与中国建交的照会，费孝通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新政策，是搞和平演变，都是美国的阴谋，最后的目的都是反华、反共，应当引起注意。
《思想战线的一角》是在清华大学的思想总结运动中，费孝通所写的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当时清华大学抓自我批评，很多人被批评得痛哭流涕，挖掘自己内心的黑暗。他批评了小资产阶级、学生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说新中国的东西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超阶级。
《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石》写的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要离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但并未实现，中国和苏联签订了此条约。
本卷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可分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费孝通进行民族调查，包括对贵州、广西壮族，呼伦贝尔草原蒙古族的调查，他的基本结论是这些民族居住状态是大杂居、小聚居。第二个方面他谈到各民族经济上是结合的，而政治上是汉族占统治地位的，费孝通对处理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批判。这种错误就是大民族主义，批判国民党把中华民族当做一个民族，否定其他民族的存在与差异，否定其他民族，甚至用一些侮辱性、鄙视性的语言去称呼他们，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不断发动战争进行压迫，催生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少数民族对汉族提防。苗族有一个说法就是“砖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因为长期压迫，他们不愿意跟汉族进行交流。第三个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应有具体措施，针对狭隘民族主义要消除仇恨，多交流，要用文艺宣传方式，如歌舞，因为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固定的。他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启发少数民族的自觉，启发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还有要区域自治。这一系列文章都体现了费老对少数民族的赞美之情。费老之后提出的“各美其美”的思想，实际上在这里是有体现的。
《兄弟民族在贵州》一文的写作背景是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第三分团的团长，在六个半月的时间里，他带领团员分三路从黔东、黔南和黔西对贵州的少数民族进行访问，其中主要是苗、仲和彝。凡是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地方苗族大多都是在山上，有说法是“苗族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住街头”。苗族为了逃避战乱等，从中原到西南、从平地到高山移动的历史是比较清楚的。苗族是苗瑶语系，而所谓的“夷族”是泰语系，都是从外面迁移来的。彝族则可能是土著。
苗族的移动是从中原到西南，从平地到高山。苗族与汉族在历史上30年一小斗，60年一大斗。同时，苗族实行婚姻自由。仲家地理上是在贵州的西南部，他们的东北住着苗族。如果汉族的封建势力向贵州扩张的话，要经过苗族的缓冲。因此，仲家有比较安定的环境，同时还占据了水田，封建主义也因之有一定发展。阶级分化程度要较苗族更高。仲家社会里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个现象是一是仲家上层曾和汉族封建统治者联系，仲家上层依靠汉族封建统治者维持其阶级利益；另一个现象是宗派斗争激烈，基本上是汉族统治者对其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使其内部出现了争斗。引发仲家内部争斗的另一个原因是婚姻制度，一方面仲家出现了封建的包办婚姻，另一方面还保留着自由恋爱的“赶表”习俗，这两者之间常常会出现矛盾，最终导致了抢婚事件等，造成了内部的不安定。费老在这里的态度是鼓励和提倡仲家内部消除争斗，团结起来。
贵州的彝族以毕节为界限，在毕节以东和毕节以西呈现出很显著的差别，其中毕节以东原属于水西土司，受汉族影响较深，毕节以西原属于乌撒土司，还保留着初期封建的残余。彝族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当长的土司制度时期，到了明末和清代才发生改土归流。费孝通认为改土归流是否定民族差异，进行民族同化政策的开始，使得彝族原有的比较完整的政治组织遭到了破坏，但因此而造成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却是逐渐发生的，彝族原有的社会形态交替到封建形态的过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没有完成。
“少数中的少数”是指水家、侗家、回族等。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早就居住在贵州的古老民族，另一类是各民族的混合民族，被父母民族遗弃的。在这里费老提出仡佬早年社会形态中，坐月子的风俗值得注意。产妇生下孩子三天之后，要洗澡，洗完澡之后去劳动，丈夫抱着枕头坐在床上，妻子去照顾日常生活。费老提到这可能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习俗。
《学习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费老在一个关于批评改良主义座谈会上的发言。费老结合自己的人生求学历程，对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可以说是一篇应景之作。但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说是文人的软脊梁的问题，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具体表现就是不愿意担责任，哪边势头好，就帮哪边说话，以求得个人的平安。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保障了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谈的是各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问题，少数民族被同化主义者剥夺，被剥夺者生活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但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没文字、有语言的要创造文字。有不同意见认为不需要再创造了。费孝通的观点是有创造少数民族文字的必要，这是真正实现民族平等的需要。
《三个问题》是作者在民盟天津市支部中等学校盟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谈到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民盟文教工作的重点问题、开展试点工作的问题以及政治结合业务的问题。在这里比较有启发意义的是，在文章里费老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事全面开花，不实事求是，有时候不顾条件，要面子、不服气的态度，提出要量力而行，集中力量，做好一两件工作。
《对于宪法草案有关民族问题基本规定的一些体会》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民族关系具有两个矛盾的方面，一个是不同民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长期的交流，另一个是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向外扩张。可以说是团结与隔阂同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用了自由而平等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具体来说，是少数民族有发展语言文字的自由，有保持或者改革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社会主义改造要照顾到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在这篇文章里，费老还提到了聚居和杂居的概念。从全国范围来说，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也就是多个民族杂居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之内。但是从小的范围来看，许多少数民族又是聚居在一个地方的。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大杂居、小聚居”的说法，但是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表述。
《话说呼伦贝尔草原》这篇文章写于1954年，是这本书中写的为数不多的比较生动的文章之一。生长于太湖之滨的作者第一次到达大草原，有许多直接而新奇的感受。而且费老对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游牧的人的生活的描写，也有着很独特的角度。首先一点，他谈到了草原上居住的人告诉他们很多草的名字，而他自己由于没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听了印象也不深。他是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谈草原生活的。第一个是牛奶和羊肉，谈的就是“食”，在这里费老提到了一个设想，就是如果将来工业和科技水平发达以后，可以进行牛奶和羊肉等产品的输出。而今天蒙牛、伊利的成功，其实是印证了当时费老的看法。第二个是蒙古包和游牧，似乎谈的是“住”，其实并不完全这样，文章里提到了放羊和放牛的不同，因为羊有羊的特点，牛有牛的特点，因此就决定了放羊和放牛的不同，也决定了草原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是怎样的。这里我认为还是一个整体论的观点。这种“游牧”带来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和人相互关系的不同，与“差序格局”之间可以形成对比。作者的分析方式自差序格局到此，前后是一致的，但是没有深入。最后谈到的是马，也就是“行”，其实和前面谈到的是一整套的，可以说马作为草原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适应游牧生活特点的，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马也就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比如在那达慕大会上有赛马这样的节目。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工作》是作者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者提出要了解各个民族发展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要调查他们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说明他们发展的特点，同时还要了解他们是从什么历史道路上走来的。而通过这种调查，可以学习到许多有意义的知识，可以丰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例如，有人认为傣族是从原始公社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中间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这样一个阶段。
《给英国批评杂志的一封信》这篇文章的产生背景是，40年代美国雷德菲尔德夫妇曾跟费老说要翻译他在1947～1948年间发表的一些文章，后来，雷德菲尔德夫妇回到美国，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他们与费老失去了联系。后来他们完成了翻译，并以《中国的士绅》结集出版。惠特福吉尔对这本书写了书评，发表在英国《评比》杂志上。据费老文章中说，惠氏对其文章进行了扭曲的解读，说费老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或者气节。本文并不是学术上的探讨或者争论，而可以称为一种政治上的解释，可以看成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在《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建议》这篇文章中，费老提出了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建议，并对如何进行藏品的选择等提出了建议。在这里还出现了“民族自觉”这个概念，指的是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在文化和生活上的特点，这种意识也促进了文化、生活的民族形式的发展。在后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苏联的民族学家曾提出民族自觉是确定民族成分的标志，但在后来费老等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与他之后提出的文化自觉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对少数民族的沿革进行考察的时候，对其进行语系分析往往不能全部弄清楚问题，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又根本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需要考古工作者的帮助，对遗物进行分析。
《老朋友之间的新认识》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方面西方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不了解，有所猜疑和恐惧；另一方面是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思想改造等，使得许多曾经与费老熟识的西方学者，对费老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产生了一些想法。费老此文基本上是在表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进行了思想改造，但还是有思想自由的，而且生活安全有保障，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么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记》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作者还是在强调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真民主和真自由，与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和自由是不一样的。
《为西湖不平》和《为西湖一文补笔》两篇文章的观点是，西湖美丽，不仅仅因为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是因为有历代人民赋予西湖的美丽的灵魂。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是费老与林耀华共同撰写的。该文提出当时民族学的四个任务是：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族别的研究当时主要是和苏联的民族学进行对话的。斯大林提出过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四个特征来区分族别，也有学者认为是以民族自觉作为标准。费老结合中国的情况，认为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的性质，文章对已经有的例子进行了分类，例如鄂伦春族为原始社会形态类型，大小凉山的彝族为奴隶社会形态类型。封建社会类型包括的民族比较多，藏族、维吾尔族等。之后费老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在社会性质上的特点。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研究这一部分，费老提出，可以包括物质文化，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社会生活，就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风俗习惯；还有就是艺术和文学。宗教信仰方面，作者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图腾信仰、萨满信仰、多神信仰、喇嘛教、小乘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作者特别提出对西藏藏族的政教合一形式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