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所有的困惑、混乱和痛苦不是来自宪法或者联盟的缺陷，也不是来自人们对荣誉和美德的过高追求，很多情况下只是因为人们对货币、信用及其流通规律的无知。

——约翰·亚当斯（1787）

上面这句话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87年在给托马斯·杰斐逊（第三任总统）的信中提到的，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对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体恐怕仍然适用。在金融危机冲击后，人们对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当初宽松货币政策的责难，对现任主席伯南克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和资产抵押债券来大幅印钞（量化宽松）的争议，很多都和大家对货币信用的理解差异有关。近代市场经济的大幅波动很多情况下都是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货币太多或太少都会出现问题，什么是“太多”什么是“太少”，事后看似乎很容易，但事前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判断和当时的主流思维有很大关系，少数人可能看到了问题所在，但因为其逻辑不符合主流的观点，难以影响政策。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多年，对货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就像第一章所强调的，这是个错误的标签，新凯恩斯主义更多的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更新的版本，而不是凯恩斯的精神）。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模型里，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控制短期利率，来影响长期利率和资产价格，进而影响总需求。只要总需求在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附近，通胀就能被控制在温和稳定的水平。在这个模型里，货币完全是一个内生变量，反映总需求波动带来的货币需求的变化，货币的量不对经济的其他部分有超越利率以外的独立影响，最多是提供一些领先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判断经济的走势982330。在这个模型里，金融部门基本上有效地把储蓄变为投资，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通胀上，只要把通胀控制了，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人们往往把所谓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等同于把通胀控制在温和水平上所伴随的增长率。

建立在新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政策框架，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但在实际执行中，控制通胀显然是货币政策的第一目标。在政策的操作和传导机制中，货币信贷总量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有用的信息变量，而且是传导机制的一部分，体现为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上。这部分反映了利率的传导渠道不畅通，但随着利率管制的逐渐放松，利率在货币政策的操作和传导中的角色逐渐增加。实际上，从学术界到政策方面，主流的观点都是货币政策调控应从数量型工具转变为价格型（利率）工具。

全球金融危机对主流理论和政策框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发达国家在2007年以前的20年内处在一个“大缓和”时期，低通胀伴随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完美。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则显示控通胀并不是可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货币信用有其超越经济短周期波动的内在规律，其本身对实体经济产生独立的影响，尤其是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过度的繁荣，最终的破灭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其影响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的长度会超越一般经济周期的波动。也就是说，金融中介引导储蓄转变为投资不一定总是有效的，而失效的形式复杂，且短期内往往被掩盖。

在我国，货币和信贷的大幅扩张近几年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担心，带来关于“货币超发”的争议。在第三章中，有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讨论集中在供给面的基本因素上，包括人口结构、生产效率等，房地产也被提到，但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其对其他行业的供给影响。第三章中我们也提到中国版的“大缓和”对货币环境的可能影响，本章进一步探讨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在回顾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探讨货币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及其运行周期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中国货币信用周期的驱动机制以及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阐述我国货币信用周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