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无一例外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米尔顿·弗里德曼（1963）

经济学家说过的话中，给人留下深刻且持久印象的，能超过弗里德曼关于通胀的这句话的不多。然而，若观察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的生命力，弗里德曼并不突出，他主张中央银行以控制货币总量为政策目标，通过把货币增长控制在一个不变的速度水平，以此来稳定人们的预期，稳定物价。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欧美的中央银行有很大影响，虽然政策没有严格地控制货币增速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但货币总量一度成为美联储等主要央行的操作目标。到了8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货币和通胀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中央银行的政策框架变为以低通胀水平作为目标，以利率作为主要操作工具982336。

从结果看，过去20年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通胀率比70年代和80年代初大幅下降，虽然对其原因还有争议，但不以货币总量为调控目标的政策框架起码没有妨碍把通胀控制在温和水平。弗里德曼有关货币是通胀根源的观点错了吗？应该不是。如上一章所述，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强调货币供应短期对增长，长期对通胀的影响，大部分人应该都认同。但这个理论在现实中的影像是怎样的就存有争议了。弗里德曼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是说通胀短期内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短期”有多“短”？对于政策和市场分析来讲，事前区分货币增长对通胀的影响和其他短期因素的冲击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容易。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太少了也不行，会出现通缩问题。弗里德曼在其代表作《美国货币史》中，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过度紧缩。但什么样的货币增长是合适的呢？按照货币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话，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应该基本一致，就能稳定物价。但现实中，怎样定义和衡量货币呢？在前一章，我们阐述了在现代信用体系下，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可以起支付和储值功能的货币工具变得多样化，要准确量度理论上的“货币”概念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所以在学术研究，尤其在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和市场分析中，货币总量作为判断通胀压力指标的重要性下降，逐渐变化为诸多指标中的一个。

图6-1 过去10年三个通胀周期

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年经历了三轮通胀上升期，似乎每次都是和食品价格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猪肉价格，所以有人讲中国的通胀是“猪通胀”问题（见图6-1）。最近2010～2011年的这一轮CPI通胀上升，既是在2009年货币信贷大幅扩张后，也和劳动力短缺迹象与工资上升加快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发了此轮物价上升是反映货币扩张还是劳动力成本推动的争议。归纳起来，对通胀的解释有三个故事：劳动力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总需求压力增加。后两者相互联系，货币扩张首先会刺激投资与消费需求，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物价开始上升，所以通胀基本上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部分。总需求压力不一定总是与货币政策有关，比如外部需求导致出口扩张。但毕竟出口是总需求的小部分，较长时间内的总需求一般与国内货币宽松有关。

此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压低了工资。可是，当人口发展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变得短缺，工资上升加快。前面的章节提到的，我国面临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见顶的两重压力，劳动力供应紧张将是一个长期趋势，所以劳动力成本推动的观点有超越经济周期波动的含义。

本章试图分析上述各种解释的合理性，探讨未来影响我国通胀的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我们从分析通胀与总需求压力波动的关系出发，尤其是最近一次通胀上升的情况，就2009～2010年的货币信贷扩张，我们探讨其影响经济与物价的可能的渠道，“货币超发”带来的未来风险点在什么地方。针对工资上涨的影响，我们区分总需求拉动与劳动力供给紧张的不同影响，后者主要代表相对价格的变化。食品价格是一个特殊因素，我们分析其波动规律以及货币政策的应对，最后一节探讨我国过剩型经济特征在未来几年是否会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