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李克强

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急剧的城镇化过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近53%。尤其是过去20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显著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一般来讲，发达经济体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在讨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势时，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往往被视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

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有三个独特之处。第一，正如前面章节多次提到的，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发生在人口红利期，而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在人口红利出现之前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逐渐老龄化的社会里完成城镇化的国家，意味着我们可能面临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问题和挑战。第二，我国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移居城镇却又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在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造成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第三，我国的土地制度以及过去10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导致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快速增长，投资冲动旺盛，城镇化进程伴随着投资的大幅扩张。

后面的两点实际上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制度因素，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加大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中挤压居民部门的一个渠道。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联系在一起，加大了城乡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财富差距。这些因素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率，提高了投资率。因此，城镇化模式的变化必然是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和调整的一部分。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值得期待。

但是，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和过去有什么差别？对经济的影响有哪些不同？似乎还有很多争议。谈到城镇化，大多数讨论仍然着重于其可能带来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面扩张的影响。本章试图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城镇化与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关系。相比现有的研究，我们更关注劳动力增长放缓、房地产泡沫对供给面的影响，未来城镇化对经济供给面的推动作用将显著减小。通过对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解读，我们认为相关政策将更多指向分配领域，有利于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均、投资占比过高等结构性矛盾。要在分配调整的过程中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新型城镇化还需要更广义的经济结构改革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