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一种政治制度的兴革损益往往与某种深层的社会变动互为表里。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地方社会出现了某种结构性变化，其基本特点即在于“绅权”的膨胀。这种“绅权”的膨胀，对于当时地方教育、实业的发展具有某种正面意义；但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具有法制意义的“官治”行政，侵害、吞噬着普通民众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