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委会”、“董建华”、“临时立法局”，1996年最后的一两个月里，这些名字和名称通过新闻媒介已让全世界耳熟能详。当人们看到香港政权的和平交接进展得如此有条不紊，掌声和喝采从四面八方不时响起。

香港政权在1997年顺利交接，平稳过渡，现在已成定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如何运作，哪些事务将成为新议程中的重中之重呢？这里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些分析和预测。

首先便是要妥善处理香港的原有法律，从法律上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原有法律除了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外，将予以保留，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继续实施。在原有法律的处理问题上，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对人权法案进行修改的法律的处理，它直接关系到1997香港的平稳过渡和1997以后香港的繁荣、稳定。

另一方面，要解决好港人的国籍和居留权问题，消除他们的担忧。香港居民的国籍和居留权状况极为复杂，由于港英政府根据英国国籍法在香港实施国籍管理，而英国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香港居民为了便于经商、旅行，往往持有一本甚至几本外国护照或者拥有外国居留权。1997年以后，香港将根据中国国籍法进行国籍管理，而中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如何确定广大港人的国籍状况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它影响到港人的身份确定，从而影响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同样，居留权状况也会影响到港人在政治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国籍和居留权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港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香港人心的稳定。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据此，凡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国国籍法规定的具有中国籍的条件者，不管其持有什么护照，只要他不凭其持有的有效外国护照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申报为外国公民，都是中国公民。这些人可以继续持有外国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不得因持有有关证件而享有外国领事保护的权利。

为了香港的顺利回归，确保其经济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其下设的经济小组便就这方面涉及的有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先后讨论了香港的大型基建问题（如新机场第二条跑道的建设问题、西北铁路问题等）、粤港两地大型基建的衔接与配合问题、香港的财政金融问题（如1997—1998年度财政预算案、关于设立按揭证券公司的问题等）、1997年后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问题以及全港发展策略等，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旨在保持香港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的地位。中国政府对香港的金融稳定更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敦促港英政府承担起1997年前稳定香港金融的义务；另一方面通过双方的合作大力加强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监管、调控金融市场的能力。在1994年5月中国银行成功地在香港发钞成为香港三家发钞行之一后，1996年中国银行又首次出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同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了美元国债回购协议，根据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可随时向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美元以稳定港元汇率。这些对稳定港元汇率、稳定香港金融局势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随着1997年7月1日的临近，中国在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开展的各项工作中更加强调“以我为主”、“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工作方针，强调平稳过渡的重要性。“以我为主”也就是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具体落实工作，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寄托在英方的合作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几次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时都强调了“以我为主”的重要性。只有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才能在工作上居于主动地位，在处理同英方的关系上居于主动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英方同中方进行合作。贯彻落实“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工作方针，每一项决策都建立在广泛征询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吸纳港人参与，通过工作的开展不断加大港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更多的港人更深入地参与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工作中，而港人参与的条件只有一个，即爱国爱港，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筹委会通过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都是在广泛征求港人意见之后提出并制定的。

江泽民主席在会见筹委会委员时对平稳过渡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阐述，指出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平稳过渡，以平稳过渡为出发点和目标。因此，在这一时期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都要充分考虑到香港的现实，考虑到平稳过渡的需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充分体现灵活性，对有关问题作出灵活宽松、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同时，要坚持辩证法，以两点论、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和形势而后进行决策。例如，在分析形势上，既看到好的一面，又看到不利的一面；在对英关系上，既坚持“以我为主”，又不排斥英方的合作，既坚持原则，又不乏灵活；在具体决策上，既有形势朝预期方面发展时的方案，又有第二手准备，有应对形势发展变化的预案。

可以肯定地说，香港当前乃至未来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是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有利的。从香港内部看，香港的平稳过渡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香港的人心是稳定的，广大香港同胞希望香港能够平稳过渡、香港能够保持繁荣稳定，越来越多的港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投入到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事务中，这与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相一致的，同时也是有力的支持。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交往、联系的不断加强，随着两地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日益加深，港人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香港经济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前几年，当西方经济处于低谷时，香港经济仍能“一枝独秀”，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随着西方经济的逐渐恢复，香港经济必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从中国的整体情况看，当前中国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宏观经际调控已见成效，物价指教和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的控制，经济实现“软着陆”。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改革在继续深入、拓广。中国内地的这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无疑为香港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根本的保障。

从中英关系看，近年来有了一定的改善。自1995年5月中英双方就终审法院问题达成协议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或接触有所增加，先后就涉及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气氛比较好。英方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打进中国市场以及实现从香港“光荣撤退”的考虑出发，对其在香港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调整。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坚持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将继续得到加强和提高。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对华强硬政策而不能达到目的之后，美国克林顿政府公开承认其对华政策的错误并作出调整，中美关系可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缓和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国际关系，为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另外，西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也将促进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的实践必须为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97年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目前令香港成功的内在因素将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具吸引力的税收制度、自由港政策、完善的市场运作体系、自由兑换且可靠的货币、健全的法律制度、齐备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政府、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以及灵活应变的商业活动参与者等有利因素在未来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香港的发展、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香港的回归将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回归后的香港，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势必较以往更为密切，这将为双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内地将继续为香港的发展、繁荣提供有力的支持，国家将继续作为香港的强大后盾。但如何具体处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加强两地在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合作的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互不干涉各自对有关事务的管理，这将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巨大挑战。

总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香港，一个有祖国母亲做强大后盾的香港，它的明天一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