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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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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继承者,但是,俄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因此,美俄之间不再是对抗关系,但是美俄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美之间不仅因为冷战结束而终止了以反对苏联的扩张为目的的准盟友关系,而且因为1989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出现了两国关系的重大转折。对中国是交往(engagement)还是遏制?这成了美国国内辩论的一大问题。美日关系因冷战结束也出现波动,是松散美日联盟,还是加强联盟?美国军事力量是退出亚洲,还是继续留在亚洲?中苏曾长时间对抗,中俄关系如何发展?中俄能否超越他们之间的矛盾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无疑冷战后中美日俄都面临着这些重大的政策选择。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调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国关系结构基本明晰。美俄确立了“全球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协作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定位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俄日确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尽管美日之间通过“新指导方针”进一步确认了军事联盟关系,但是也表现出建立伙伴关系的意向。大国伙伴关系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只是美丽的辞藻。伙伴关系的确立并不能消除大国之间战略上、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但是它代表着大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种主导取向;着眼于寻求协调、合作,而不是对抗。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的特征相比,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大国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然,许多人对大国之间所宣称的伙伴关系不屑一顾,认为这种伙伴关系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因为,在各国建立伙伴关系以后,矛盾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仍然发生。比如,在美国,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扬言中美之间不是伙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就是不顾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一意孤行的行径。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近年来大国关系的主要特点,还是可以看到,就双边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寻求协调合作,避免发生严重对抗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我们研究和分析大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不能仅仅从双边关系本身来看问题,因为它们涉及了许多其他因素。正因为如此,大国关系的发展不能只被夹在狭窄的双边隙缝里,应该从地区乃至世界的结构与利益格局寻求结合点。比如中日关系,如果不能走出历史的隧道,在地区的合作中找到结合点,那么两国就难以成为伙伴,双边关系就难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伙伴关系是我们研究中美日俄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我们把它作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一个新的特征来看待。我们的重点不是论证伙伴关系本身,而是分析中美日俄之间在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协调、合作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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