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了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符合)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尽管艾伦·杜勒斯提出了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也就是当今人们所谓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重视不够,而是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与领导的战后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艾伦·杜勒斯等人“和平演变”的战略却开始逐步有所收获。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艾伦·杜勒斯的哥哥)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也深知,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办法,极可能出现另外的一种结果。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首先运用什么力量来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呢?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并对此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7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他原曾设想仅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他在接见某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有人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了,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不需要与广大工人、农民等生产劳动者相结合了。我们承认,一些专门人才,可以通过自己劳动的本身,就能有所发明创造。但是,毛泽东所要解决的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确保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这一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这个历史时期就有多长。普通工农等生产劳动者在这个历史阶段都会占绝大多数。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培养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所需要的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集团,就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最基本群众相结合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从一定意义上讲,艾伦·杜勒斯与约翰·杜勒斯兄弟俩和毛泽东都是大战略家。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二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和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笔者认为,从他们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上其他任何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关著名专家学者,可以寻求他们哪一步迈得或早或晚,哪一步迈得或左或右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本质上说,其他人对此有价值的新的实践和见解,都只不过是对他们两个人的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而已,因而都只不过是在替他们“打工”而已。毛泽东与杜勒斯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历史的最高处。当然,我们也决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着,在永恒发展的历史的长河中,产生新的更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继承或扬弃前人的基础之上而产生。
从总体上说,历史无疑是人民书写的。但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角度看,自己的历史恰恰是自己书写,也只能由自己书写;历史如何记载自己,想靠别人特别是人民“施舍”是无济于事的。这个世界最终是人民的,因为人民是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也只有人民才世代相济,永生不息。所以,每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相关的专家学者,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始终站在人民一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书写好自己的历史,从而在人民的永生中使自己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