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转折时期和关键时刻，在事关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往往比别人站得高一些，看得深、准、远一些，就在于一代伟人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来观察、分析和不断解决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才赢得了我国革命的胜利，从而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他在倡导和践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性部分，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作为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和遵循的重要的指导思想。我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贡献和理论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在《实践论》等著作中，坚持和发展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他系统地论证了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基础、动力、目的、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根本标准；系统地阐述了认识过程及其“两个飞跃”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认识的总过程和总规律；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反对离开具体历史的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

第二，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坚持和发展了以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法则为“本质”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在《矛盾论》中，他首先从“两种宇宙观”，即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高度，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的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为此，毛泽东立足于现实实践和科学成就的总结，全面和深刻地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基本哲理，认为包含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中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一再强调，作为唯物辩证法之本质和核心的事物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也都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都可以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才能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一元论。

第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及其实践中的军事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生动体现，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军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土八路”发展到正规军；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再发展到攻坚战；从战略防御，发展到战略反攻，最后通过及时进行战略决战，从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在于当时客观上革命的总体形势对我党我军有利，而且在于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为我党我军制定的政治路线、政策和策略是正确，在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原则、战略战术、军事决策和军事指挥是正确的。从哲学上说，就是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军事家、战略家和哲学家，使其军事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达到了有机和圆满的统一。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的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及其实践，包括当年“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中央苏区的一至四次反“围剿”、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艰苦的八年抗战，尤其是人民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所胜利实现的战略决战，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也是毛泽东军事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中，所导演出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和军事奇迹。它们用军事实践的历史性胜利，雄辩地验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哲学基础的辉煌、伟大和正确。

第四，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理论前提。

如果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论断和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及其人民主体论的话，那么他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则是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前提和必不可少的哲学基础。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即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进而，毛泽东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两类社会学说”，并要求严格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分别运用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教育的方法，正确地予以处理和解决。显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新时期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最为直接的哲学根据，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则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应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整个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也是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典范，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新时期，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因此，我们只有认真学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真正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和精神实质。目前，社会上有个别人在放肆地攻击诋毁毛泽东思想、妖魔化毛泽东的那些言行，丝毫无损于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业绩的光辉！这会从反面激励我们在努力学用毛泽东思想中，进一步增进对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理解。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当前，面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性目标，全党就更应该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见到实招，落到实处，收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