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对于曾经与正在关注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是不是告别的一年？在这一年，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与文化研究理论思想发展有重要关联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相继离世。

在缅怀追忆之际，忽也意识到文化研究与台湾产生关联已有二十几年的岁月。从早期的将文化研究视为传播批判理论的一环，与台湾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文化与政治社会运动激荡，到2000年左右“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讨论与反省，再到相关研究所的成立，从现在回顾过往，或许我们可以试着静下心回头看看：在台湾文化研究长成了甚么模样？或更重要的是问：台湾的文化研究积累了些什么？

这一年在台湾与文化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研究、思想、理论交流仍旧蓬勃，在跨区域的交流中可以发现与国际和中国大陆持续对话交流的活动中，期待认识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与第三世界/亚洲产生更多连带的知识欲望。这当中包括“香港历史、文化与社会”田野工作坊、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开授“大陆80年代文学”、印度知识分子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访台讲座，以及集结了来自五湖四海新生代学子和亚际文化研究网络的亚际文化研究学会（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暑期班等。在内部研究领域与视野开拓的部分，可以发现对原住民议题的持续关注、反思东南亚的历史性初探、开始关注残障研究的社会与历史性、音乐文化研究与艺术展跨界结合、持续关注左翼历史与文化、批判“国家”机制与教育市场化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等相关实践与活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台湾的文化研究开展至今已经超出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解释范围，但从以下众多的学术、研讨活动罗列整理中，比较难体现的是台湾的文化批判知识圈正弥漫着一种和体制规约斗争时欲出其力，但是又深刻的无力感，即使是文化研究场域里，也散漫着教育机制主流意识形态逼迫的气息。例如大学国际化的要求其实是市场化、鼓励研究计划跨领域合作，但学术审查的内外规矩和墨守陈旧的规范，要求创新发明却少鼓励人文领域需要的深度拓展与累积，这种美其名“专业化”的价值，一再地钳制文化研究扎根于历史社会性以及作为知识运动的精神。这些主流意识形态除了病态地鼓励知识分子个人化、“学者化”，还一再地切割学术生产与思想、人文精神、知识的情感，产生完美冷冽的距离。这几年在文化研究与人文社会相关的研究与大学教育场域，已可以感受到许多左脑想关心社会、右手紧张着写受审论文之间无法协调的矛盾与郁闷。也许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逻辑本就受到知识分子警醒与批判，但它如今更具侵入性地对生存权的资格审查，让人隐隐地内化生存的恐慌，它也继续企图加深思想/知识运动和学术知识之间的距离，意图使社会空间和学院背道而驰。

我们也可以在下列整理的年度大事记里发现文化研究与规约体制斗争的痕迹，以及持续期望打开知识生产和社会空间对话的方案。例如：2014年文化研究年会主题呼吁“日常生活文化批判之重返”；2014年台湾社会研究学会年会提出“知识分子再议”，大会主题更尝试从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供反思2014年占领运动的不同角度；响应“科技部”“人类研究伦理”审查的文化批判论坛。其他还有讨论左翼生命历史、工运、国际主义的论坛等。或许与过去十年关注文化批判的氛围相比，这些斗争、试图打开视野的论题已鲜少出现在知识分子共同的关注里。也许它们反映了众声喧哗，也许反映了一些长久未能梳理的问题还是没有明朗化1297674，或是批判关怀与学术生产之间的推拉。在正视这斗争的痕迹与批判关怀的火种之余，仍须警醒批判知识生产的公共性与文化研究/批判是一体的。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里头所隐含的保守主义所欲去之而后快的。

然而就像回望霍尔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影可以感受到的，他的一生很重要的三个关键词是新左派、文化研究、流离失所-黑人（diaspora-blackness）均与他如何挑战战后英国社会、反思阶级问题、思考殖民主义历史与身份认同、打破学院围墙等轨迹相关。1297675也许说怀念还太早，只是批判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太消极，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自身和文化研究的前行者们精神相通的部分吧！再把文化研究的介入性与“破”学院创造新文化空间的力量认真地营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