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港来说，2014年实在是不平静的一年。因2017“普选”政改方案选择引发的“占中”活动，是长久以来香港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身处香港，时常可以感受到周边社会的撕裂、对缺乏希望的未来的焦虑、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投身于时代潮流的崇高感。这正是文化研究介入现实、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历史时刻，它也的确为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舆论资源，更有文化研究学者直接参与社运，而且文化研究专业及其课程也的确培养了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为大学中社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又激发了文化研究的本土问题意识，而不再单纯紧跟英文学界的潮流。文化研究的现实关怀直接体现在这一年学术活动的议题分布上：国族身份、资本主义批判、少数群体权益与多元文化成为研究的焦点。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直以高度“自由化”的经济环境自傲的香港，因为近年来发展空间的日益窘迫，中低阶层切身感受到资本集团的压迫与掠夺，对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逐渐普遍，甚至阶级话语也重现于大众传媒。但也许是因为现实的负担过于沉重，某些研究带有借题发挥性质，没有真正发挥学术研究的反思功能。比如文化研究一向坚持的多元文化身份，难免在社运中变成对民粹化本土意识不加分辨的本质化论证，从而建构起中心—边缘、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也许，香港的文化研究学者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仍然可以保持惯有的理性持中，但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公民，其在大众传媒上其立场却容易激化。如以“勾结式殖民主义”的研究深入香港历史的罗永生，其报刊文章集结成书的《殖民家国外》也成为“本土派”先锋。1297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