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民族，拥有多种称谓：骑马民族、骑射民族、游牧民族，我们不妨将之综合起来称为：草原—骑马—骑射—游牧民族。这种不符合规范的称谓，倒是比较全面地标示了这个民族的几乎所有的主要特征。

这个民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得天下，从偏居边疆，到入主中原，拥有半壁江山，如魏晋南北朝之北魏、西夏王朝；与宋并存之辽、金；以至掌握全国政权，如元代与清朝。但它们最后都以与汉文化的消融会合结局；或者民族本身消失于历史长河中，或者政权消亡而民族文化边缘化。

这里蕴涵着怎样的历史与文化的含义？对我们今天的草原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历史规律的总结。

这个历史的总结，——其中，“马上”既有具体的含义，又有历史—文化的象征意义，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具有现实的意义。

对这一“历史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现实、现代诠释”：①深刻认识文化对于国家民族的生死攸关的意义；②今天，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上，如何慎重与正确地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何以能够这么说呢？ 首先，作一点“天下”的辨义。天下者何谓？天下，与国家是有区别的。

顾亭林所谓“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其本质的不同就是：国家是“政权属于谁家？”的问题；而天下则本质上涉及人心如何？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如何？人的素质如何？ 人心亡则天下亡，人心兴则天下兴。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所谓人心，就是人的文化装备、文化素质，人的核心价值观，人的精神面貌、精神气质。

草原民族曾经凭挽弓控弦之士、疾马厉兵之力，战胜汉族，拥有广阔地域以至半壁江山，甚或建立全国政权。如北魏、西夏、辽金，以及元代与清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匈奴人就进入了内蒙；到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它就以一个强劲的民族出现于历史。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现于内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绝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有些连历史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简单的记录。但是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经在内蒙地区或者在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13世纪的蒙古人，并曾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1］

在历史发展的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经济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较高层次，科学技术也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受制于自然条件的程度也就还比较大。气候，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曾经充当着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

中国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几度南下，建立政权，都与自然的大气候的变化有关。草原游牧民族因为气候的不良和不利，水草的不丰盈繁茂，而离开草原征战南方农业先进地区。

中国5000年气候史上，先后出现过4个寒冷期、低温期，即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公元1700年。此等时期，等温线向南移200～300公里，也就是从长城一线，推到黄河以北，其趋势是从东向西发展。

又，公元4～6世纪、11～13世纪，均为亚洲干燥期。这正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与西迁相吻合：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周后期与春秋时期；公元400年——“五胡乱华”时期；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与蒙古政权的建立；公元1700年左右——清入关。

从公元907年到公元1206年，300年间，汉族与诸少数民族，即北方草原民族，大争战、大撞击、大抗衡，也进行着大融合。这几个不同性质的交往与交流、接触与对抗，成为一个民族的与文化的交融会合的整体。从年鉴学派的整体历史观与综合历史观看来，以及长时段历史观看来，这是一个不息的历史长河的奔涌流泻，波涛汹涌，惊涛骇浪，席卷中华大地。确实是世界历史画卷中，蔚为壮观的民族与文化的图景。

其总体趋向和取向是这样的：鲜卑、契丹、党项、女真诸草原民族，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实力上，均强于汉族；不仅时常侵犯汉族地区，冲击汉族政权，而且，不时地居于上风，攻城略地，掳掠汉民，擒帝受贡。不过，总是以黄河为界，也是以黄河为障碍（对草原民族来说）或屏障（对汉族来说）。这说明骑马民族、骑射民族，离开草原广阔的原野，来到水网密布、丘陵起伏或崇山峻岭的河（黄河）南与江（长江）南，他们就失去了优势，他们的勇武就发挥不出来了，挽弓控弦的骑射军事集团，在水网中，在丘陵地，在山岳峻岭中，不说是一筹莫展，却真正是苦无用武之地。年年骑射军，不得渡江河。

更有甚者，则是经济制度上，落后于汉族，与此相联系的则又有文化上的落后。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经济是表现为经济的“文化”；文化是表现为文化的“经济”。这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

因此，总体上可以说文化落后于汉族。落后者不甘心落后，他要撵上先进。他要过得更好，要达到更高的文明程度。这是进步的表现，使民族上升的表现。为此，他们招募甚至抢掠汉族移民，掳掠汉族的农民与匠人，为他们种田、生产工具和器物；也派人向汉族学习。他们与汉族通婚，在生活上也学习汉族的习俗与生活方式。在统治阶层和贵族群体中，则更研习汉字、汉文，钻研汉文古籍文献；以能掌握汉文汉籍，以能执汉人礼仪为荣、为上、为贵。

在这个历史时期，契丹、党项和女真等草原民族，在互相抗衡、对峙，争战杀伐，既要保存发展自己，又欲战胜消灭对方的激烈残酷的持续争夺战中，为了生存和取胜，不得不在形势逼迫下，“想尽办法改进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而首先需要的就是指导改进政体制度的思想。于是，他们都从来自居先进地位的汉族文化中去寻找营养。诸如模仿唐宋的政制，吸取和传播儒家学说，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同化、大融合，尤其是战争所带来的迁徙、形成的杂居、互相通婚，更加速了这种发展”^［2］。

契丹、党项、女真所建立的王朝，在政治制度上，都采用汉族的官制；在经济上，除了地理环境的使然，以及为了习惯于和欲保持民族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军事上需要，而延续着狩猎、游牧经济外，更大力吸取汉族农业经济的优势。特别是认真而用功地研习汉族丰富、博大、精深的文化。契丹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在幽州建燕京，仿唐朝官制，特别是大量启用具有更高文化程度的汉人为官，担任宰相、尚书、节度使等高官和实权官。辽朝的道宗耶律洪基笃好汉文学，在他率领下，汉文汉诗，风行朝野。他还采用了汉族的科举选士制度。契丹官员留在东北故地旧乡的依旧胡服骑射，进入燕云地区的，包括皇帝在内，一律汉族衣冠。金朝灭宋后，把宋朝的车辖、冠服、礼器、法器、乐器、祭器、仪仗、图书文物，统统运到北方，取之、用之、传之、习之，大胆、广泛、深入地学习汉文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民族要进步，要提高文明程度，提高本民族的素质，要过更文明的生活。“西夏仿照宋朝制度，设立汉学，尊孔子为圣人，提倡儒学。契丹与女真民族都广泛与汉族通婚。辽朝的义宗、世宗、圣宗等帝，都娶汉族女子为后妃，并有几位辽朝公主与汉人为婚。金朝的熙宗、世宗、章宗、宣宗皆娶汉族女子为妃嫔。通过上述多种方式，到宋辽金时期结束以后，契丹族名已不再见于史籍，主要同化于汉族中。金朝就称辽朝人（包括契丹人）为汉人，称宋朝人为南人。后来元朝又以金朝人（包括女真人）为‘汉人’，以宋朝人为‘南人’。……女真族除一部分被同化于汉族外，还有一部分得到发展，演变为后来的满族。党项族除一部分被同化于吐蕃、蒙古族外，主要同化于汉族之中。”^［3］

史实透露了一种“历史文化的玄机”：思想文化从社会生活的深层“走出来”，发挥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特别是看不见的悠久深邃的作用。这里，就存在一个严峻而启人思索的历史与文化的悖论：作为战胜者、统治者的草原民族，在掌握一个地区以至半壁江山的时候，甚至在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历史时期，掌握了一切的物质与精神资源，但是，却不得不借助被统制、被压迫、但文化先进的汉族的文化力量与文明的政治礼乐制度、生活方式，向他们学习、与他们交流、沟通、通婚。这一切是为了自身的更强大，为了统治更巩固，为了更进步、更文明；但是，逆向进程也同时、同步在发生：它使统治民族削弱自身、消亡自身，向被统治的民族看齐、低首，精神上称臣。

作为统治民族而又文化落后于被统治民族的草原民族，并不是没有防范意识，也并不是毫无民族警惕性，或者缺乏保持民族根基的意识，他们在不得不或者说被迫学习和取用汉族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时，在与汉人通婚时，还是有意识地注意保护和防守的。比如在政治制度上，他们富有政治智慧地采取了一朝两制的体制。如辽朝，为了分别管理、统治游牧和农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独创性地采用南面宫和北面宫两套官制体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契丹国把适应游牧经济行使于草原地区的“四时捺钵”的政治制度，也施行于农业地区、汉人区域。既保留民族政治传统、政治制度，又以特殊方式，实施统治于汉族地区。

“胡汉分治”。“胡人与胡人之分为一小分别，则胡人与汉人之分为一大分别。”“胡与汉、部落与编户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二系统分开治理。一般说，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这叫胡汉分治。”但其发展历程却是：胡汉分治→习汉文→防汉化→逐渐汉化；文化—政制—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逐渐由习到化最终还是“汉官威仪”战胜了“胡服骑射”！

这就是文化上落后于汉族，使统治者——草原民族，不得不“倒”在了先进文化的门前，学习、接受、获得先进汉文化，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融进去，才得以进入更文明的社会与历史，一面以自己的独特文化融进先进的汉文化，做贡献于汉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另一面，则消融自身，连民族与文化在一起。

北齐神武帝曾经对鲜卑族人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可见汉人在鲜卑统治下的地位是低下的，是为奴。神武帝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这说明汉人作为奴，受鲜卑的庇护。神武帝要汉人安心为奴。

但是，最后的历史结局却是“奴”胜而“主”败。什么原因呢？在文化的较量上，奴胜主败。当时的龙争虎斗如此，后来却为何同化了呢？这个可说：“全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优劣。文化便是生活，生活劣者总不得不改而从优。”^［4］

北魏——拓跋魏，从公元386年到公元557年，计在北方地区统治117年。在这117年间，鲜卑族，由利用、被迫接受和主动接受汉文化，到被汉文化所同化，自身消亡，曾经经历了利用、借取、警惕、抵制、抗拒、接受的复杂、曲折、漫长的过程。这里进行着广泛、深入、复杂、充满意趣甚至充满血泪的历史演变与撕拼打杀、浑融汇合的过程。其中的主角、主要内涵和主要事件，特别是深层次的内蕴，就是文化，是文化在渗透、侵袭、浸润与濡化。文化默默地又是深邃地，发挥它的外显的与潜存的伟力，使千百万的人众，潜移默化，水滴石穿，时新日易地演化和异化了。

这里，历史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严酷的规律：

其一，文化具有伟大的、深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对于国家民族，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力量，无论掌握了多少物质资源，即使掌握着统治的极权，如果文化落后，最终仍将失败以至消亡；

其三，历史的吊诡是，这种文化的力量，总是隐在的、悠长的，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才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以短视的眼光看来，它并不重要，它是陪衬，不必重视。——人们往往吃亏在这一点上。

在综合历史观、整体历史观与长时段历史观的观察下，这里显示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是这样一种大体路径：

草原民族、统治民族居高临下的借取、截取、吸取、接受；接受中防范、抵御、抗拒、不得不为；两者并存，各为主副；逐渐平分秋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日益濡化；喧宾夺主、反奴为主——汉文化居上，草原民族的文化消融或边缘化。

结论：辉煌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有利，由于民族性格的强悍与勇毅，由于挽弓控弦之士的有力，“横扫千军无敌”。还由于民族精神的奋发和昂扬，以及对方——汉族统治虽然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但统治阶级腐败堕落、社会耽于安乐、生活奢靡、风气不振。

尔后的沉沦与隐退则是由于自身的蜕化，又学习汉文化，逐渐为汉文化所同化，将本民族融合进了先进民族的躯体。

但是，这种民族的大融合，并不是一方完全“吃”掉了另一方，或一方独存，而另一方完全消亡。

历史的实际是：汉族吸收了许多草原民族或其他异民族的文化营养，丰富、发展了自己；而草原民族也将自身的文化因子、文化资源，输送给了主体民族，做贡献于全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而使自身获得永存。比如，十六国时期的北燕国开创者之一的冯素弗，就是鲜卑化的汉人；对于战争和生活起了巨大作用的马镫，是建立前后燕的慕容部落发明的。比如“胡服骑射”取代了汉族的“峨冠博带”、宽袍大袖；又如满族旗袍之美化了汉族妇女，以至现在把美丽装扮了全世界的女性。萨其马成为全民喜爱的食品。甚至于，现在汉民族的身体里，流淌着草原民族的，比如突厥、鲜卑、满人、蒙古族的血液。——如：“晋明帝之母为燕代人，燕代正当拓跋部人之地。明帝须黄，状类外氏。其母极有可能是鲜卑人。”^［5］帝王之系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现在通行的汉语语汇中，留着许多鲜卑语、蒙古语、满语的词汇。

历史不会重复。历史进入现代。现代多民族国家，则是保持和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和丰富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要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建立商品经济体制；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又要保护草原，保持草原民族的特征，骑射民族的文化优势、文化特性，给中华文化增加丰富性和活力，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的崇高目的？

历史的庄严提示是：地理环境、草原、气候，都会积极而有力地参与人类的历史活动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人们，应该宝爱——保护环境、宝爱——保护草原、宝爱——保护气候。

草原民族要十分珍爱草原。“呼伦贝尔不仅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6］

最重要和关键所在，是建立新的发展理念，改变增长方式；它具有十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我们不能不发展；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开发地下资源。

这样就会破坏草原，破坏气候，破坏民族文化。

那就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发展的同时实行保护。发展与保护双赢。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社会进步，注意文化发展。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文化是经济的养育系统。文化在今天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跑力量，不再是一个跟跑的角色了。

在多民族国家里，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并使它实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换。在大中华文化中，既统一于总体文化，又具有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贡献。

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伟大的战略意义和长久的历史价值：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文化领域里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体又包括思想、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包括戏剧、音乐、美术等）的发展。

所有这些方面，呼伦贝尔草原上活跃着的诸民族，包括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都需要和应该得到发展；他们的发展，会做贡献于多民族国家的全体，会使中华文化更丰富、更繁荣、更具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