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翻书架，又一次发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舒群纪念文集》，我也顿时又一次跳出一句心里话：“其实，这本书里应该有我一篇……”可是，编者“失察”，不了解我与晚年舒群的一段“亲密交往”，而“失之交臂”了；而我也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曾鼓起勇气来写一点回忆文字。前些天，忽然老友文畅来电约稿，我由此想起鞍山，想起鞍山的一次“文坛盛会”，和由此生起的一些往事，也便想起了舒群，于是我决意抽开记忆的柔丝，把缠绕其中的那些尚未随流水时光逝去的陈年往事，引发而出。不过，据我的感受，这些“往事陈迹”，虽然都是些个人琐细以及“人际纠葛”，但在这些“细枝末节”中，却都蕴涵着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曲折轨迹的刻痕，细思其中的因缘纠结，想起当事的人们都已归道山，不禁唏嘘慨叹而思索良多。

舒群，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沪上的东北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气，也许不如“二萧”——萧军、萧红以及端木蕻良那么大，但是，他在党内的地位、职务，却比他们高得多，重要得多。比如延安时期，他接替丁玲主编过影响甚大、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颇有关联的《解放日报》文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担任很红火、很有地位的全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秘书长这样重要的工作。而我作为晚辈，尤其是“右派分子”，是无从与他交往的。但他的晚年，我们却从相识到交往，而且有一段，甚至称得上是“亲密”的交往。在交往中，我也的确听到、看到一些事情，有许多感受，我们之间有一些有意义的往还，这就是我为何想写一写晚年舒群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