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欧洲的启蒙运动，也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某些人是有知识的、文明的，因此有资格教导别人。启蒙从原本上说是启迪我们自己，而不是教导别人。那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人为了中国，为了新的社会，从欧洲引进了这种词语。很显然，它们有不同的意义。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使用新启蒙是因为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新的启蒙，中国能够摆脱计划体制，有更多的个人积极性，有更多的自由。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该术语的原因。但是，正如你所言，我也同意你的意见，这里有很多问题，不仅我们不能简单地追随着西方模式；而且启蒙本身，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主要地是指二元方法，而不是多元方法。因此是需要反思的。
黄平: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社会学博士（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欧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合作局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等。主编过的著作有《美国蓝皮书》（主编）、《社会蓝皮书》（副主编）、《美国研究》（主编）、《读书》（执行主编）等，现为《不列颠社会学》（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 Sociology）、《国际移民》（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全球社会政策》（Global Social Policy）、《发展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elopment）等英文杂志国际编委。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过的著作：《西部经验》、《公共性的重建》（上、下）、《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农民工反贫困》（中英文）、《梦里家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