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治理是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在治理领域的推进。实用主义是由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在20世纪初提出的。近年来，西方分析哲学在数理逻辑似乎走到尽头时又重新回到实用主义，杜威被重新发现，实用主义也成为西方最前沿的哲学研究。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中国渊源也很深。从2010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38卷之巨的中译《杜威全集》，使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杜威归来”的惊叹。早在20世纪初年，因胡适的大力推动，杜威哲学已经开始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论战。但是，胡适对杜威哲学的理解仅局限在“实验的方法”，即以经验事实来检验理念的真理性，从中总结出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工具主义理解庸俗化了杜威的思想。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重新全面认识杜威，尤其是既要认识他关于公众的形成、民主理想的塑造等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又要注意他在来华访问仅仅5天之后就遇到的五四运动对于他本人思想的冲击（五四运动强烈吸引杜威，致使他一再延长访华时间直至1921年7月），以及更重要的是关注在这种相互影响之中，充分展现了的杜威哲学最深刻的层面，即“手段与目的相互转化、相互界定”，这将是“杜威归来”中无法绕开的重大研究课题。值得指出的是，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与价值观的误解。不过，按约定俗成，在此讨论的哲学层面，依然使用“实用主义”，在治理层面，则使用“实验主义”概念。哥伦比亚大学查尔斯·萨贝尔教授是“实验主义治理”的代表学者，他指出杜威的民主思考中存在“自然主义”的局限，并强调，当治理难题从“无知”转变为不确定性时，强化不同利害相关者相互沟通学习的机制建设，会对民主理想及其制度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可能形成与传统代议制民主（向后问责）不同的“实验主义民主”（向前问责）。2015年5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杜威关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制度相互促进以便拓展共同处理问题的社会智识的论述，正可呈现出新的意义。此文中对2011年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和奥巴马最新医改方案的“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也对中国目前相关领域的治理机制改革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