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二年来，为了重新启动经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措施。在货币政策方面，从1996年5月算起，已7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放松信贷控制，甚至大幅调低实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财政政策上则实行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并于去年增发1000亿元基本建设国债。但是实际效果不佳，经济启动乏力，形势十分严峻。

过去我国经济一向是“一放就活”，这次政府使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经济增长却依然启动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已出现了两个结构性变化：首先，我国的经济已经告别了短缺；其次，银行贷款的责任硬化。

在过去长期的短缺经济之下，企业总认为只要投了资，把产品生产出来，就能卖掉获利。而且，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必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因此，一旦政府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投资的积极性，经济马上就会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货币政策的作用特别明显。但是，从1993年7月开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银行体制改革已有了很大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大专业银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地方政府对银行事务的干预大大削弱，各大专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银行内部实行了贷款风险责任制度，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因此，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同时，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突然从“六五”期间的年均增长19.4%和“七五”期间的年均增长16.5%，跃升为“八五”期间的年均增长36.9%，这些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大大地增加了我国各类产品的供应能力。而在“八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才分别为7.7%和4.3%，消费能力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1994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强，减员增效已经被确定为改革方针，政府机构也要大裁员，一些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下降，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也都是减少、取消公费福利，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大大增加。为了应付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满足预期会大幅增加的消费支出，维持未来生活水平不下降，普通居民家庭只有减少当前的开支，增加现期储蓄。因此，等“八五”期间的投资项目陆续在1996年、1997年建成投产时，我国不仅告别了几十年来的短缺，而且，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现在，许多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幅度超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