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中国回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关于回族身份认同的讨论，其核心议题是“回族”是否拥有共同的民族认同。关于这一课题，人类学界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为建构论，以杜磊为代表，认为中国可能不存在一个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回族”实体，“回族”的概念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合力塑造的（Dru C. Gladney，1996）。因此，回族的身份认同也具有被建构的政治色彩。这种观点也被部分回族民族史研究者所认可（张中复，2007）。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国内大部分回族研究专家认为回族就是一个在历史中产生的民族实体，回族的政治身份认同毋庸置疑。无论理论争议如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不断说明着中国回族的多样化地域特点，不断丰富着学界对中国回族身份认同的基本认知。

在中国的回族中，海南省三亚市的回族以其极端特殊的社会文化特点增加了中国回族身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三亚回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的方言，其历史与东南亚社会有很深的渊源，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张亮，2012）。其中，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博士庞耿芬称三亚回族为“说南岛语的穆斯林”（Austronesian-speaking Muslims），以语言和宗教信仰为三亚回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加以定位，并认为对于三亚回族而言，“回族”这一概念是由国家塑造的，支持了杜磊关于中国回族的建构论观点（Pang，Keng-Fong，1992）。与庞耿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九霞也对三亚回族的民族认同进行了考察。但在孙九霞的研究中，回避了对三亚回族在语言和历史方面的特殊性的讨论，而是以三亚回族就是中国回族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为前提，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的变迁进行了讨论（孙九霞，2004）。

基于三亚回族这类“特殊回族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括内陆回族的“外界”如何认识三亚回族，即以“客观”的视角界定三亚回族，回答“他们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三亚回族如何认识自己，即以“主观”的视角进行自我认同，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前者，更多涉及多民族中国的公民身份认同问题，后者更多涉及多元文化下的族群身份认同问题。引发学术讨论的焦点就在于政治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对此，一种观点认为：过分强调政治身份认同，会忽略多元文化社会中各个群体的文化特殊性，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并存；而过分强调族群身份认同，进而解构政治身份认同，又会使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体制碎片化，影响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向心力。

面对理论争议，人类学习惯于将视角投到文化主体的日常生活中。本书考察了三亚回族围绕身份认同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关于自身历史记忆的自我表述、族性的自我表达、内部的经济网络、外部的人际互动交流。通过综合分析发现，三亚回族在日常生活中建构了明确的身份认同结构，在强调自己族群独特文化属性的同时，明确自身在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中的定位，实现了族群身份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的合一，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和而不同”的族际互动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