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但凡深圳的邀请我都会来。到深圳来，不是为购物、不是为观光，而是谈读书的问题、谈文化的问题、谈文学的问题，更充分地说明这个城市在推进一种事情、一种精神。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这个项目的产生，让我一阵惊喜，参与的有作家协会的会员，有一些专业人士，还有很多市民。我觉得这样一种氛围，试图建立一种秩序、一种倡导，这是一个书香城市的特点。

我最近到香港开的会是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文学的展望。与会的有大陆的学者、海外的学者，整整谈了三天，我没有购物也没有上街，就是在那听，思考中国文学100年的问题。这个会大概10年前在台北召开过，是关于中国文学百年回望的会，由台北“《中央日报》”举办，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学者来谈这个问题。在大陆这样的会更多了，这10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海内外的中国人这么关心！这100年时间不长，新文学大概是90年，但是从文学改良运动开始那是100多年了，100多年中国的作家、学人在推进新文学的发展，可以说前赴后继、极其悲壮。那么我们到了21世纪还谈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这里有一种焦虑，古典文学曾经是那么辉煌，新文学又是这么激动人心，充满着血泪走过来。那么，到21世纪我们的文学又将如何呢？又将怎么样往前走？这里有一个潜在的焦虑——文学的焦虑。不如把这个题目叫做一个世纪的背影，一个世纪的新文学走过去了，我们现在看背影，我在很多时候都是参与者、当事人，我们很多人都在沐浴着新文学给我们的一些光辉，现在这个光辉变得很模糊。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对于上个世纪这个文学世纪我们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文学世纪是充满着悲哀、引起我们感伤情调的文学世纪，这个世纪充满着世界动荡。两次世界大战不用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机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都经过了，就世界范围而言，就中国而言，有很多让人非常悲哀的事情。八年的抗战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三年的内战，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空前的。大跃进、共产风、大饥饿，好多这样的事情让人想起来都很悲哀，好在世纪的末页留下了一些欢乐的尾声。

现在讲到文学的话，我要很客观地说一下，就我们的文学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而言，上个世纪我们的前辈作家所做的工作无愧于这个时代。他们的工作对这个时代、对这个动荡的社会，对我们充满悲哀、充满感伤的生活历程，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留下了这个时代的记忆，出现了很多文学大师、文化大师、艺术大师，也就是说那种文学和这种时代是吻合的、是相称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为什么始终崇敬、感谢鲁迅先生呢？因为鲁迅先生用他的文学事迹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曾经是那样的落后，中国人曾经是那样的愚昧，他用一个狂人的形象来对这段历史质疑，打开书页，横横竖竖，写着两个字“吃人”。他在非常痛苦的年代里面发出了“呐喊”的声音，表达了中国人“彷徨”的心态。跟着鲁迅先生一路走过来的作家，大大小小都保留着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和这个时代是吻合的。我在一些文章里面谈到，比如《日出》当中陈白露女士最后说过一句话：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那么美丽的女性在那样的社会里面最后不得不结束她年轻的生命，是非常悲哀的。我们的前辈作家给我们留下做奴隶的母亲身影，一个本不苍老但是已显苍老的父亲身影，朱自清先生看到父亲走过铁道的背影到现在我们还刻骨铭心。在战争年代艾青先生吹号把血丝留在号上的细节我们听起来都非常动心。一个文学时代过去了，一个文学世纪走过去了，留下来的是我们对它的怀念。我们反过来问，我们新世纪的作家、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纪做出相吻合、相称的工作呢？

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我认为它所创造的文学是不快乐的文学、是悲哀的文学、是沉重的文学，在100年或者90年这样长的时间里面，文学和艺术写着鲜明的两个字，那就是“忧患”。国家的忧患、社会的忧患、民族的忧患、人心的忧患，这是一个世纪给予我们的、赠予我们的。我在香港和诗人白桦先生见面的时候，我们回忆起这个世纪的第一年，我和他在云南的个旧相逢。这次在香港见面，他说我要给你字，已经写好了。我说写的是什么啊？“秋风秋雨愁煞人。”白桦先生当然是经过很多风雨的，我也经过很多风雨，我们这一代人，走到这个时候好像都走过了很多的风雨。这是秋瑾女士就义以前写的字，能够概括我们这个时代，也许从秋瑾开始一直到世纪末年，我们基本上是在秋风秋雨中度过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我把这些东西概括为中国文学的宿命，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我们文学的抉择是不可回避的。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绘画、舞蹈这些是干什么的？是让人高兴的。许多人在生存的过程中都是很沉重的。生活的负担、各种天灾、各种人祸压迫着我们，包括劳动压迫着我们，使得我们身心疲惫，我们需要艺术来解脱。所以诗也好、艺术也好、小说也好，都是让人进入梦境，让人忘记生活有多沉重，在愉悦当中放松我们自己，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它给我们非常美丽的形象、非常美好的旋律、让人陶醉的旋律，让人进入其中，忘记世间的一切苦恼，我觉得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鲁迅先生讲的“嗨呦嗨呦派”，最早的就是减轻痛苦、减轻劳动的负担，让大家忘记身心的疲劳。但是命中注定我们的文学就要那么沉重，就要无限地表现我们的悲哀，充满着泪水、充满着鲜血，这是为什么？这是宿命。为什么呢？当初我们不是觉得古典文学不好？它不能表现现实的困难，不能表达出来社会的进步，我们需要改变文学这个工具、改变文学的内容。

我以前做过一个比喻，为打破一个精美的陶罐，我们下狠心把它敲碎。我们认为不需要了，我们需要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方式来使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我们寄希望于文学艺术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它振兴国运，重塑灵魂，让老百姓都能读懂我们的东西，然后唤醒民众。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是研究诗歌的，我说新诗在新文学的战略中打的是最惨烈的攻坚战，到现在为止，鲁迅、沉尹默这些人的创造精神令我非常钦佩。他们是从无到有，以西洋为师——新诗就是中国人写出的外国诗。我对这一点非常钦佩，但是矛盾重重。我说，面对新生的文体，人们发现其非常大的缺失就是韵律、诗意、节奏感欠缺。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均与此有关，因为文学既然要振兴、挽救国家的危亡，文学应该承担这些。国家、政党要求文学家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后来文学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政治的代言。所以从为人生到为国防、为工兵、为政治，这是顺过来的。于是亡党亡国也是文学家的责任，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本来是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变得这么不高兴了呢？我说我们中国人命中注定是这样。到今天为止我们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过了100年后要打倒古典文学？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打倒呢？我们当今文学面对古典的压力，始终写不出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你想想唐代的张继28个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我们怎么超过啊？现在又有了新的《枫桥夜泊》，我们编的一塌糊涂，作为后人我们非常惭愧。我们愧对祖先，我们做不出来，但是我们把它打倒了。

再说说工具问题，我刚才讲了，文学革命就是寻求用文学的方式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结果事情变成那个样子，很不快乐，表现的都是血泪。周扬先生早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我想他是非常复杂的，他有很武断的时候，但是后来在不断地忏悔，他亲手打了多少文学右派？我记得周扬在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教材，他领导编教材，他反复地说文学有三种：一种是有益的；一种是有害的；周扬先生一直强调，还有一种文学是无害的，你说他用心多么苦，就是要在严酷的政治夹缝当中找出无害来。无产阶级革命，向上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乐观主义，这些都是有益的。有害就是毒草，在有益和有害之间他找出了无害，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东西，这是非常自然的道理，他用了毕生的经历从夹缝当中找生路，为中国文学谋求生路。大家知道，江青讲的黑白论当中有中间人物论，这是我的朋友在别人的文章中加进去的一段话，就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芸芸众生的一句话，被批得狗血淋头，热泪盈眶。有一种人是反面人物，这当然是要反对的。我想我们在座的除了有极少数天才、圣人在里面，大家都是芸芸众生，都是不好也不坏，我怎么不坏？我不杀人放火、我不会去陷害人，我是不坏，但是我也不一定很好，我有很多私心，这就属于不好不坏之类。不能写，这叫中间人物，就这么蛮横地规定你不能写。文学家、批评家就在夹缝中生存，我们有多苦？我们不能找不好不坏、亦好亦坏，芸芸众生来写。想想看，文学就是高大的、完美的人物，要不然就是座山雕这样猥琐的人物，这是什么悲惨的场景呢？其实在文学的舞台上、艺术的舞台上，行走的都应该是活生生的人，有缺点，又有优点，善良，又有一些私心。党的政策、党的理论指导规定了不允许写这些东西，我很大胆地说赵树理是大师，当然还有沈从文先生等等，因为他们写了大量农民，当中你说好也不好、你说坏也不坏的这些人物。文学除了教化人以外，还应该有让人愉悦的东西、让人轻松起来的东西，除了让我们觉得高大的人物值得我们学习以外，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也应该表现啊。可是不行，所以这又焦虑了，又感觉到有压力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五四的时代我没有赶上，但是抗战时代我赶上了，所以童年都是在战乱当中，少年的时候也是在饥饿与半饥饿当中，都是在逃难当中渡过的，我读小学换了五六个学校。我11岁就被日本人抓去当了童工，给日本人修机场。为什么我11岁就能修机场呢？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壮丁，我们家没有壮丁，没有壮丁就要拿钱来请人，而我们家又没钱，所以我就要去。把自己土地上的东西砍掉，变成军用机场。到了中学的时候就是内战了，内战交不起学费、看不到出路，所以把加入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当做是很光荣的象征，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我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怎么说？就是我受到古典文学的滋润，我上小学时，到了假期“远读”，老师带着学生，这一天同学们就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我穿不起好衣服，而且要带零用钱，路上要用，我也带不起钱。一到远读的假期，同学们都很快乐的时候我就很痛苦，我交不起钱，也没有好衣服穿，只好留在家，找一个借口说自己的身体不好不参加。这对童年和少年的我来说是极大的痛苦，这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到楼上读古诗，那个时候读古诗又懂又不懂，但是《琵琶行》、《长恨歌》我都背下来了，像王昌龄绝句我都读了，那个时候我不是非常懂，但是我非常喜欢，我在读诗的过程中，我就忘记了自己的悲哀、自己的痛苦，这就是古典文学。到中学的时候我接触了新文学，我们的大师无愧于大家，巴金先生的《家》给我非常大的感触，我不是大家庭的人，但是那种顽抗、年轻人争取自己爱情的出路、反抗封建家庭给我很大的力量。

还有就是新文学告诉我们怎么切入社会，怎么反抗人世的不公，新文学提醒我忘记周围的痛苦。这样过来，我变成了诗歌爱好者，我应该沿着写作走下去，但是我没有，我和其他的作家不一样，我这个人比较懂事，我觉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面我写诗没有出路，诗歌是自由的，诗歌是自由灵魂的一种表达，一旦这个自由受到损害的时候我宁可不写诗，我非常早就决定不写诗，再说我对自己的才情有一种估计，我说我在这种情况下写诗我最多是三流或者四流的诗人，我连二流的诗人都成不了，更不用说伟大、杰出了。我很早就放弃了写诗。但是我始终钟情于文学，我不愿意放弃，这样就到了1980年代。

1980年代我早已经大学毕业了，当了十几年的助教，这十几年就是冻结在那里，叫雪藏，当然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到了1970年代末开始松动，变成讲师，工资从56、62、67块钱可以升到70多块钱。对文学的观察我始终在进行，我经历过很多事情，我做了很多蠢事，也写了一些违心的文章，我应该检讨自己。在北大生活时，我看到57年的很多同学很了不起，他们是时代和思想的先驱，这些同学我只能望着他们的背影，我赶不上他们。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记得是11月，初冬的天气很冷，我走在街上，昏黄的天空下，地摊上摆着杂志，当时天是那么黑，北京的冬天很早天就黑了，我当时谁也不认识，不认识北岛、度村、江河、梁小冰，谁也不认识，我就认识这个诗，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心里一亮，我觉得我在痛苦中寻找，我期待着这样的文学、这样的诗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触？因为我面对太多的文学的苦难、诗歌的苦难，那些诗已经让我非常厌恶、我已经忍无可忍了。那个时候我人到中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没有什么顾忌，我们认定这样的文学是有益的，有利于文学发展，我们就支持。道理没有很多，我觉得这是我所期待的，这样的文学是我希望的、这样的诗歌我希望看到，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有的人说你是多么了不起，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1980年的4月在南宁我倡议筹备全国第一次诗歌研讨会，我出席了，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是围绕着朦胧诗。《光明日报》去了一个记者，说要用一版的篇幅登大会的发言，你也写一篇吧，他说也约了另一些人。开完会我回到北京，就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我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我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就是在随后发生的政治运动、政治批判当中，有一次叫反精神污染，有一次叫反自由化，我都被当做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一个现象列入批判对象；另一方面来自诗歌界的压力、文学界的压力。许多前辈作家、诗人，艾青先生、臧克家先生等当时健在的诗坛领袖人物对我进行了批判，我一个后生小子，怎么能够抗拒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和权威的压力呢？那个时候，好在我在北大并没有受到批判，我继续讲课、继续讲朦胧诗，那天的课堂让我害怕，容纳两三百人的阶梯教室，涌进了十几个外面的人，有一些同学给我递条子，说谢老师你今天讲话注意一点，有外面的陌生人进来了。后来有人点名讲了我，北大就向我示意是不是做一个回应。我就做了一个检讨，很委婉，不是心甘情愿的检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说我们禁锢得太久了，我们文学所走的道路越走越窄，走到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学者、作为文学界的人我们不讲话有悖于自己的良心。

1980年代离我们都不遥远，80年代是非常值得怀念的年代，不仅有诗歌，还有艺术各界、文学各界。人们说，告别“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把“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失去的时间、损失抢回来，这个时候如饥似渴、饥不择食，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新的尝试。我现在觉得最能够代表80年代的除了朦胧诗以外，有一些作品是非常值得怀念的，比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有些国外的朋友不理解，他说这叫什么爱情啊？连手都没有握过，他们不知道张洁提供的空间、一个突破，对固有的文学作出了多大的挑战，他们不了解。还有一个是《拣麦穗》，《拣麦穗》是一篇小散文，是张洁自己的经历，贫穷家的孩子都拣麦穗，我也拣过麦穗，麦子收割之后，地里有很多残留的麦穗，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卖钱。小女孩拣麦穗要攒嫁妆，她喜欢造船的老头，这个老头长得很丑，但是经常给她买糖。她说你不要死，你要等着我，我要嫁给你。这些是能够代表新时期创新的作品。这些都是很近的事情，虽然很近，但是20多年也过去了。我觉得1980年代是非常值得怀念的，我们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想用最快的速度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做很多的事业，拓宽了很多领域。所以我要说我们不会忘记1980年代，我们感谢1980年代，我们永远要记住80年代的伟大文学。

我们把困惑留在了今天，当代文学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古典的压力，一个是现实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事情，到现在我们也不想反悔，但是留下了困惑。我们为什么要割断五四和古典文学的牵连？我们为了救国救民，我们确立了新文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后来这个样子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文学丧失了自己。最近香港一位朋友有一篇论文就是《从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发言的过程中，这句话完整的表述应该这样：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革文学的命，革文学的命就是彻底把文学的命革掉，把文学革成不是文学，把文学革成政治、革成别的东西，文学荡然无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过来了，我们这么走过来，我们觉得文学应该是轻松的，但是文学变得非常沉重，我们觉得文学应该给我们快乐，但是文学让我们悲哀。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的情况很轻松，而且很快乐。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就狂欢一直到现在，文学的狂欢，舞台上、荧幕上一片欢乐。有人问我从事文学工作为什么不快乐呢？我说不快乐。你对文学工作那么厌恶，现在文学也不是工具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你轻松了吗？我说我不轻松，我还是沉重。你究竟追求什么啊？你要的是什么？你究竟要什么样的文学啊？你是不是叶公好龙？龙来了你就害怕了。我说我就是这样矛盾重重。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发现面临的都是巨人，各界都有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那个时候很感慨，我说时代那么严酷，国家、民族面临着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些巨人出现呢？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孙中山、黄兴，最让我感觉敬佩的就是我的老乡林纾，他在新文学上非常守旧，一句外语也不会，但他成了中国第一个翻译家，翻译了100多部世界著名的小说。那个年代人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我不知道为什么时代越是困难，人越是发奋，越是展现出惊人的才华。到了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时候我觉得心事苍茫，觉得大师一个一个走远了，到了21世纪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没有大师了。梅兰芳先生也没有了，侯宝林先生也没有了，说相声的马三立先生没有了，齐白石先生没有了，后来没有人超过这些人。我觉得1980年代所开创的文学的轨迹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得益者、受益者，我们呼唤自由的文学，现在文学不能说绝对的自由，但是相当自由，连香港的朋友们都说：现在内地文艺政策相当自由。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禁区，还有很多忌讳的话题不能说、不能写，香港也有。我们作家最需要的是自由、自由的心态、自由的写作，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而且我们反对单一的文学、一体化的文学，现在文学一体化已经解体了。过去说文学太单调，现在文学很丰富。你还有什么地方不高兴啊？你为什么还轻松不起来啊？我把问号留给大家。就我们中国文学而言，文学应该承担些什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承担那么重，后来觉得应该承担一些什么吧，要不然你怎么是文学家呢？你是文学家就要不断地寻找浅薄的快乐吗？我在香港说过，也许他们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说：我们已经没有干净的河流了，也许边缘的山区小溪、小河还有，大的河流、大的湖泊没有一条是干净的。我们的城市在不断地建设，超市的物质非常丰富，就怕没钱，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我们精神的确非常疲乏，我们现在在文学当中找到安慰了吗？也没有。要是说我们能不断地在李白那找到美丽的月亮，在普希金那里找到美丽的爱情，到托尔斯泰那找到非常浩瀚的历史篇章，那么我们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太不行了吗？我们为什么不面对这一切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的笔更加深刻地来表现这一切呢？所以我不是反对，我没有反对，我没有感到不满，但是我还是不满意。这就是把这些问题看做是一个世纪的背影，我快乐不起来。你要说我有多悲观也不是，文学已经伴随我走过人生这么长时间了，我不会背叛它，当然我也写不出好的东西来，但是我寄希望于我们文学界的同仁，我们一起做。我们要好好想想，我们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20世纪我们的先人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无愧于那个世纪，我们面对新的21世纪，现在已经六年了，这个月是12月份，时间过得真快，当然这个世纪还有1994年。20世纪过去了，我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文章，其中写到梁启超先生从日本坐船到美国，他的除夕夜是在海船上渡过的，那个夜晚梁先生没有睡着觉，写了一篇很长的诗叫《太平洋放歌》，他想到诗歌改良的问题，那个时候天空是黑的，但是心里有很多的想法，还装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担当，希望诗歌界有一场革命，那个时候我非常激情地引用了梁启超先生在1899年的除夕在太平洋船上所写的诗。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仍然看不到新世纪文学上一些更让人感觉激动的现象，我是这么期待的，也是这么呼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