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哲学所工作50年，很幸运地度过了这改革开放的30年。各级管理领导机构给了我们相当充裕的时间，我们自己要问的是在这许多年来都做了什么事情来写或改写这30年学术史——哲学史？详细回顾，2007年已有周晓亮同志向大家做了汇报，这里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挂一漏万，疏漏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就西方哲学史研究这条战线来说，我们做了方方面面的大量工作，其中我感到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在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作出的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确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

我的这个感想来自于在中国作西哲史研究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这个条件的历史变化，当然也有学理本身的道理在内。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哲学的研究工作，西哲史也不例外。那个时候我国的哲学研究主要受苏联的影响，他们出了个日丹诺夫，西哲史在严格的条条框框的制约下，都唱一个调子。

感谢列宁，他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个上方宝剑下，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不再被公开反对；也要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他们对于德国哲学的精辟阐述，对于某些极“左”偏激的论断，才可以稍加辩解和抵制。

于是，在一个时期内，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吸引了许多有才能的学者和学术领导人员，使这个领域保持了很有限的学术自由。

我们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组）的创始者贺麟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对于黑格尔哲学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在翻译、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

我们这个研究室，除贺先生外，还有杨一之、王玖兴和姜丕之，都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研究重点，相对于全国高校来说，自然地形成一个中心和传统的优势。

回顾起来这个传统和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受了一场考验，黑格尔哲学在当时一些青年学者的眼里，大有再一次成为“死狗”的趋势。

年轻人的这种逆反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黑格尔哲学，离不开这几十年塑造出来的黑格尔形象：一个绝对主义者、集权主义者。绝对权威和君主集权当然是令人非常讨厌的思想，大家都很烦的，社会思潮有这个倾向，是很自然的。

然而学术的职责在于以学术的工作努力向公众揭示一个真实的黑格尔，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实精神。

自从杨一之、贺麟、王玖兴相继去世，我们研究室就失去了老一代学者的呵护和教育，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和发扬着这个传统和优势，以自己的学术工作努力使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更多的承认。特别是近几年来，黑格尔哲学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受到较多的中坚学者的关注，在人大、武大、北大、复旦等高校哲学系，都有重要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翻译和研究著作也都成绩斐然。我们可以告慰贺、杨、王诸位老师。

我个人觉得，德国古典哲学这个阶段，上接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下接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经叔本华、尼采等，下至胡塞尔现象学以至后现代诸家，就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就学科来说，是一个成熟期。

这个时期的德国哲学，就哲学史来说，是一个大综合、大总结的阶段，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所思所想涉及欧洲哲学史的主要基本问题，无论康德、黑格尔或费希特、谢林，其主要哲学著作，既是自己的哲学体系，又是一部具有特色的哲学史。不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是哲学史，而且《精神现象学》甚至两部逻辑学都是哲学史。他们的工作，体现了哲学作为学科，是历史性的；而他们理解的历史，也是哲学的，是人作为理性自由者共同创造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有效应的历史，也就是在道理上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例证，也为我们研究哲学史作出了榜样：哲学史最不可以被理解为编年史，而需从哲学的视角从事思想性的工作，使哲学史回到哲学，也使哲学回到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古典哲学这个阶段的哲学，不仅对于研究哲学史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哲学具有普遍的意义。

经过这一批哲学家的大综合、大总结，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科学的对象、方法和研究途径更加明朗了，“什么叫哲学”这个问题也更加清楚起来，所以说，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这时候才比较成熟了。

哲学是一门很特殊的科学，它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太普遍了。过去我们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把哲学和社会科学并列起来，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所也有科技哲学研究室，大概也不仅仅从社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

哲学无所不包，也可能做得大而无当；哲学虽大，也有它该——当做的和不该——不当做的事情。

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也不是下个定义就可了事的，但是研读德国古典著作的书，会使你对这个当与不当的度比较清楚起来。

当然，在研读他们的著作之后，你很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譬如他们强调的经验和超越（超验）之间的原则界限，他们之间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他们的著作原本就是要挑动你去反驳而开动你的脑筋。但在研读他们的著作过程中你需得学习的是他们思考的理路，亦即他们的思路—理路。这个思路—理路是哲学的。也就是说，研读之后，你得承认，他们不是胡说的。

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当然也要批判他们，但我们的思路—理路需得在路上，这条路（道）是历史显示了的轨迹，而不是随心所欲的野路子。

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是高举批判大旗而前进在路上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榜样的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黑格尔几乎要成“死狗”的时候勇于承认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核心价值，而同时对他的整个哲学系统作出了彻底的批判。

恩格斯说，德国哲学具有彻底性的传统，这个见解之所以深刻，在于哲学正是一门彻底的学问，而哲学不彻底，则不是在路上。

彻底性不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未必真彻底；真彻底是要在根本—根底处——基本的问题上作出推进。哲学在社会—人生的基础中思考。超越—超验正是回归，哲学从天上回到地上。这条哲学之路，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开创出来的，也是和其他学科—科学不同之处。

德国古典哲学确立了哲学自身的科学形态，哲学需要天才—灵感，但它也是概念体系，因而可教—可学。一般科学从现实总结—概括出思想—概念，哲学科学则使——令思想——概念回归现实。如何理解现实性——有内容的思想—概念，亦即思想—概念的现实性，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工作的主要目标。我们看到，这是一条现实的道路，而不是一条抽象的道路；是一条入地之路，而不是升天之路。

正是由康德到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工作，在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揭示了思（维）想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原则；对于这个原则也面临挑战，但这种挑战之所以受到重视，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是存在于现实—思想的基本—基础的地方。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原则，也就是理性自由的原则。思想—概念—理性具有现实性，也就是自由作为主观的思想—概念—目的本身就有客观性、现实性。自由乃是创造。正是德国古典哲学把自由牢牢地放置在哲学的科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门自由的科学，是一个自由概念的体系，或者说概念的自由体系。

这30年尤其是最近这10年以来，许多学者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作出的工作，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普遍哲学理论思考的推进，甚至对于我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工作，也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哲学思维能力的民族之一。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老子》一书五千言就抵不过希腊泰利士那句可疑的话“万物始基是水”。不过我们应该承认，欧洲人从那些片言只语和《残篇》中，就有能力开发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划时代的哲学思想，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地将哲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向人家学习之处。

学习是一个缩短的过程，人家花费数千年时间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走过来。

就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来说，我们从学习他们哲学的成熟形态入手，未尝不是一个较好的途径。

我们的前辈老师早已开始了这项工作。

我们研究室的贺麟老师早年就把中西的哲学问题会通起来进行思考并很有成果，他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王玖兴老师原本跟冯友兰学中国哲学，而杨一之老师对于中国的诗书典籍家学渊远，他翻译的黑格尔大逻辑，过去觉得文字古老不太好懂，现在读起来，感到很典雅而又准确。犹如蓝公武所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尽管是从英文转译的，只从中文文字来说，也是值得阅读的。

我们老师辈里治中国哲学的，大都对于西哲也还是很重视对照参考的，大家如冯友兰老师的西学基础是受一致钦佩的，他后来出版的独卷《中国哲学史导论》，直接深入哲学基本问题，我们学西哲的读者，竟有点黑格尔的意味，而不是早期新实在论所能框得住的了。

中西哲学会通在境外还有一位牟宗三先生，他的西学得力于康德，他对康德的理解，近年受到置疑，但他在贯通中西哲学工作上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研究哲学史，就学科分工来说可以有两种路子，一是历史的，一是哲学的，而这两条路子原本是同一的；为了强调起见，我想说研究哲学史，重点还是要在哲学，做中国哲学史或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都不例外。

研究哲学史首先是哲学，这样就回到一个中心的想法，即学习西方哲学的成熟阶段，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

这30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社会思潮上确定了它的有意义的位置，紧接着是要在专业学术方面跟上，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要努力去做。

我们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有方方面面，至少欧洲哲学还有另外一个大系统：“分析”的系统，它的专业性、技术性更强，是我本人一再发愿要学习的；而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些哲学家所致力的工作，正在他们要“改造”一个“逻辑”的传统，他们本人也具有相当的传统逻辑的修养，我们需要深入的问题正是如何理解他们这种“改造”的意义。

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分析”的哲学传统——关注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也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