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追溯，如果说在盘点30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之余，还应该自觉承担一个反思和总结的任务的话，那么，追溯的本意，应该是去追问3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遵循的观念和方法的背景，去探讨推动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展开的学科动力和问题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去“如其本来”地重构中国哲学史研究展开中的时代逻辑与知识逻辑之间的互动关联。这样一种“还原重构”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促使我们理智地认识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处位置的来龙去脉，历史地理解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处境。而这一点，要远比立足于某一立场之上评点过往，更具建设性意义。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30年，权且可以区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198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90年代至今大致以2002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阶段划分的依据，一方面是根据对不同时代主题的把握，及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是根据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不同时代里对不同时代课题的参与及贡献，来加以划分。尽管中国哲学史研究在这四个阶段里有着不同的思想关切和知识倾向，但这四个阶段的展开，仍然内具共同的“焦虑的结构”或问题意识的核心关切，那就是由“中国哲学”一词所突显的“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哲学的现代性与文化的传统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哲学现代性的西方来源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由“中国哲学”研究所表现的核心关切或“焦虑的结构”是一个中西古今之间的“哲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严格说来，中西古今之间的“哲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性的或学科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高度实践性的现实性的议题。理论层面上的哲学普遍“真理”与文化模式或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实层面上则是一个自近代以来便始终探寻的“国于天地必有所立”（梁启超语）的所谓“国性”问题，亦即现代国家建设的价值根据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世界安顿的问题，亦即现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问题，而这同样是一个自近代以来便困扰中国的“现代性”难题。于是，如何理顺“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便意味着如何去解决中西古今问题这一现代性难题，意味着为解决在中西古今问题中所蕴涵的一系列现代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准备的问题。

30年里所形成的四个阶段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分别具有大致共同的思想关切和知识倾向，尽管围绕这些思想关切和知识倾向，存在着明显的观点和取向的差异与分歧；同时，每一个阶段的形成，实际上又都是来自对前一个阶段的“反者道之动”式的辩证突破。而在每一个突破的环节，都聚焦出一系列理论论争的热点。本文下面的叙述，便首先集中于这些带来“划时代”突破的理论热点，然后再去探讨这些理论热点为具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的知识倾向和思想关切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便形成了不同阶段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