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至今，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正在面临新一轮重组。这轮国际秩序的重组是二战之后的第三次，前两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轮国际秩序重组的核心变量是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多极化；第二轮国际秩序重组的核心变量是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深入，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决定这一轮国际秩序重组的核心变量是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中美领导的国际制度竞争可能呈现制度相容或制度互斥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衡量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体现制度相容还是制度互斥，有三个基本的标准，分别是制度领导国是相容还是互斥、制度成员国是相容还是互斥、制度规则是相容还是互斥。具有相容性的国际制度竞争能够增加制度供给、提升制度效率和改善制度结构，从而有利于改善国际治理，进而缔造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新秩序；而具有互斥性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可能带来制度过剩、制度混乱和制度冲突，从而加剧国际治理的失效，导致国际社会退回到基于强权的国际旧秩序。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导向改善治理还是加剧治理失效，取决于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制度互动。如果美国采取包容性的国际制度战略，鼓励中国成为国际制度体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将可能更多地基于国际公益而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如果美国主动采取排斥性的国际制度战略，阻止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发挥与中国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那么必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制度体系，并且也在事实上为中国的新制度建设提供合法性，从而加剧与美国进行制度对抗。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