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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民族主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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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民族主义从产生到实施都是消极的。与此不同,黑人民族主义则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发展源流。白人民族主义是基于压迫和剥削非洲民族的种族主义,没有后者它就无法存在,因为后者是作为否定概念之肯定概念而存在的。白人民族主义是一种派生的、依附性的和矛盾对立的概念,它既需要而又惧怕非洲民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自始就基于历史力量,这些力量导致了南非一些伟大民族的形成:祖鲁人、科萨人、索托人和茨瓦纳人。这些历史力量决定了他们反抗强加于自身的白人霸权的形式,也导致了民族意识的强化,即从有限的公社主义发展为更加广泛的非洲民族状态的(nationhood)观念。正因为这样,即使在其起消极作用的时期,或是在种族压迫最无情的形式下,非洲民族主义不仅能存在下来,而且还会发展取胜。它对白人民族主义的抗衡不仅证明它不是一种消极的东西,而且证明它是保证人道的积极因素,因为白人民族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方面将永远受到它的反抗和否定。非洲民族主义的基础从来就不是种族排外性或种族绝对主义的。南部非洲所有被英帝国主义统治过的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在文化上要和外来者合作,其中包括白人,吸收他们作为自己的公民。以祖鲁人为例,这是非洲民族中最为内向和闭关自守的一个民族,在其地区也有白人公民,同样给予土地和牲畜,同样受到保护,只要白人遵守法规并完成一个公民所应尽的义务。

研究祖鲁民族的兴起对我们了解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十分有益,因为这个民族的出现实在迅速,它包含了非常复杂的民族成分,它的出现对南非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透视非洲社会现实的西方种族主义的观点是幼稚可笑的,它认为非洲社会是静止的、简单的、僵化不变的,是由个人不合理地组合而成的,而人们的公社意识被机械地联结在崇拜物、鬼魔或祖灵的周围。在祖鲁民族的现实面前,这种幼稚看法不攻自破。察卡29岁(1816年)时取得了祖鲁酋长职位,当时只有数千人,并不重要,而且作为察卡的保护者姆则斯瓦·丁吉斯瓦约对祖鲁人拥有松散的宗主权。作为祖鲁人最伟大的儿子,察卡本人很难被看作“祖鲁人”的缩影,因为他是在非祖鲁人母亲的部落中长大的,随后又是非祖鲁人的丁吉斯瓦约的军事属臣。察卡之父森桑加科纳去世后,察卡甚至不能按常规继承父位,因为他不是森桑加科纳成为酋长后所娶之妻生的儿子。察卡成为祖鲁国王是由于他的军事才能和丁吉斯瓦约在政治上的支持。无论怎么讲,祖鲁人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崛起前后时间没有几代,当它从其他操恩戈尼语言的人中分离出来时,曼达莱拉之子祖鲁才用其名命名这个群体。

察卡取得最高统治权不能解释为狭小的祖鲁人社会对其他群体采取了任何排外行动,而应该理解为他的聪明才智以及对分散在操恩戈尼语言各群体中,甚至更为广大的非洲各族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改革。例如,将年龄级(age grade)直接改造成为年龄军事联队(age regiment),这证明凡按年龄结群制组织社会的非洲各族,只要按祖鲁人的军事才智和社会结构去发展自身,就很容易联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祖鲁社会是开放的,因为任何年龄级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军事、外交、经济或政治上取得杰出成就,便可以进入社会的特权阶级行列。尚武精神将察卡和祖鲁人联结起来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尚武是通向其他社会活动的大门。这是由于军事活动已取代了割礼和其他非成人的礼仪,成为通向成人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在技术、社会组织、经济和政治方面不进行革命,军事活动的水平也不会达到令人难忘的程度。

察卡对恩戈尼人的传统军事战术进行革命,这就要求技术的革命,要求生产出新型装备,所有长柄投掷型矛标和小盾牌均被抛弃,改换为短柄宽刃刺杀型矛枪和大盾牌。生产新装备还要求找到新的铁矿产地,改进冶铁和锻炼技术。与此同时,畜牧业已发生了革命,因为牲畜不仅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居重要地位。在察卡和祖鲁人进行革命的高潮时期,如果某个社会体不具备高超的锻冶工和牲畜饲养者,它就会濒于灭亡。

随着各民族、阶级和阶层之间界线被打破,社会领域里发生了日益明显的变动。姆齐利卡齐作为察卡手下的一员高级将领,在他的民族还没有与祖鲁人联合之前,就是库马洛一员了。姆齐利卡齐的人民在被联合时基本上保持了原状。当他脱离察卡王时,也获得了充分的自治权。这一切不能用民族统一主义去解释,而是由于出现了伟大的恩德贝莱民族。今天,这个民族不仅存在于南罗德西亚,也分布在南非境内,联合并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成分。在祖鲁人中迄今保持着库马洛这个统一体,它是一种很普遍的称谓,是非洲民族主义千差万别成分中统一的象征。今日的祖鲁首领加沙·布特莱齐取名于自己的氏族布特莱齐的称谓,这个氏族被察卡征服,当察卡还屈居于丁吉斯瓦约麾下时就与祖鲁人联合了。西索莱不少成员同样被察卡征服和吸收,其他一些人在姆齐利卡齐北去与南罗德西亚恩德贝莱人结合时失散,另一部分则跟随兹旺根达巴和索尚加内外迁了。

今日,在祖鲁人、恩德贝莱人、南非与津巴布韦境内同恩德贝莱族相结合的其他民族中,西索莱是一个共同的称呼。察卡对不同民族结合的范围超越了操恩戈尼语言的界线,其中一些民族的习俗和传统同恩戈尼人是不相容的。正因为这样,当察卡将一位来自有吃人习俗的群体中的人任命为他的高级将领时,受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察卡王认为,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使祖鲁族本身更加强大时,他就有资格成为祖鲁族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不计较其原来的身份。

同其他恩戈尼人一样,在祖鲁人社会里,巫师的权力是限制权威膨胀的因素之一。只有国王不受巫师裁决的影响,也只有国王有权监督巫师或反对其判决。受到巫师判决的人要想免于死刑,只有直接求情于国王。通过这种形式,国王权力的外延就成了巫师的最后裁决,而整个社会的利益则在国王与巫师之间发展,因为二者都有相互限制权力扩大的意向。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在纵向上的变动,尤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内,则受到制约,因为最高首领容易受到巫师的裁决。察卡努力的重点在于权力的扩大,结果受到巫师们和祖鲁社会上层的顽固抵制。打破巫师的权力保证了察卡进行社会革命的成功。他未能清除自己兄弟和同僚中的落后势力,最后导致了被暗杀的悲剧。

国家在军事上的要求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急速发展。为了顺利达到军事目的导致了劳动力的专业化,生产效率的高水平,出现了广大的市场和更有成效的分配制度。1816年当察卡登上王位时,他手下只有数百名战士、数千名臣民和寥寥数条与外界联系的经济渠道。1828年当他被暗杀时,已拥有常规军队6万人,臣民达几十万之多,与周围许多民族建立了经济联系。这样庞大的常规军队要生存,只有大力提高畜牧业与农业的生产率。为此,察卡将王室大批良畜分配给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将士。为了战争在各地征收牧业税,留下良种牲畜加以繁殖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避免了大量良种牲畜高度集中在王室克拉尔手中,防止一旦瘟疫或战火蔓延,发生良畜灭绝的悲剧。对巫师们的严厉限制措施也刺激了经济活动,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积蓄财富,消除了昔日那种被巫师“吞噬”的恐惧心理。祖鲁的强大也来自日益增多的战俘和掠来的牲畜,还有不少民族为了摆脱政治动荡(一些动荡是由祖鲁人本身制造的),从祖鲁社会周围向祖鲁人靠拢,以求保护。

随着察卡的军事和经济革命的深入,专业化日益发展。常备军的建立意味着6万名军事专业人员的形成。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击败所有用过时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与常备军并存,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的人员,包括炊事员、医疗人员、搬运夫和酿酒匠。此外,为了满足这支军队所需的大量军事装备,势必要招募和训练一大批冶铁匠、锻铁匠、制革匠。市场的迅速扩大和军事价值观念的提高导致了对更多商品的需求,要求建立更有效的分配制度,订立严格的纪律并设立严密的组织以适应日益增多的人口。人们献身于军事,从童年到壮丁时代,也包括已婚的后备军年代,保证了社会中人人健壮,更具有经济活动力。由于军事上的成就是结婚的先决条件,所以军事上无起色的人只有从社会中被淘汰,也就失去了繁衍后代的可能。察卡进行军事革命的政治目的在于扩大和巩固国家的机构。他通过战争扩张领土和增加臣民,以战争恐怖威慑周围的民族,确保本土内的和平安定与经济繁荣。祖鲁人的军事机器强大有力,对其反对者给予最大制裁,而对同盟者则给予极大奖赏。恩戈尼人战争的传统方式与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打斗十分相仿:缺乏认真性,在两军对垒中相当宽容,军事服从于文化的价值与高尚的举动。极少操练的勇士相遇,相互打斗一番,然后扔掉长矛,掠些妇女和牲畜回到营地狂欢、酗酒和跳舞。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没有认真的训练,武器又简陋,所以典型的恩戈尼军队往往不是一支威慑力量,而是一种令人厌烦的队伍。正因为战争不是十分可怕的东西,实际上人人可以参加,在战争中宽容则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样一来,其结果便是政治的不稳定,无力控制广大的疆域,无法发展巨大的牧群。

通过高代价致力于战争,察卡使恩戈尼战争摆脱了平庸无能的状态。祖鲁勇士受到专门训练,在战争中要杀人见血,他们的武器也是精良的。由于祖鲁军队残酷战斗的威力,在当时能与察卡军队匹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兹维德是察卡最危险的对手。他同察卡一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手下拥有不少在行的军事将领,诸如诺马朗贾纳、兹万根达巴和索尚加内,他们均受到察卡军事思想的影响。但是,一俟兹维德被推翻,其继承人也被杀戮,其臣民便分属各将领统辖,这些将领便变成了军阀、武装匪首或新国家的创立者。在新的社会体中间政治不稳定,不少人被察卡王领导下的祖鲁人所招募,祖鲁人周围各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严格的法规、严密的组织并崇拜国王和首领。社会经济和军事领域中的变化显然也反映到政治之中,只是国王的选举仍按恩戈尼人的传统方式进行。在某个人被选为国王之前,作为一位勇士还是一名将领,他必须在战争中受到应有的检验。

察卡王管辖之下的祖鲁兰40329250维持政治上的稳定绝非简单地依赖于用军队保护社会,以防止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颠覆活动。祖鲁兰不同于希腊的斯巴达,绝不是在被压迫的非武装的奴隶身上强加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军队与社会一体化,其基础在于年龄级制度本身。这种制度是社会结构的本质成分,它包含着普遍的征兵制,它是通向结婚,取得经济活动的独立、政治权力和社会威望的门槛。一个勇士如果得到应有的考验,他就可以结婚,可以拥有一定财产,但仍是军事年龄级的一员,一旦战争需要,他还要应征入伍。这样一来,经济上没有所有权的军事中坚和未具有军事技能的经济中坚之间就不会存在一成不变的界线。祖鲁人社会制度的弊端仅仅在于一个人在社会公认之前就可以在战争中受到应有的检验,从而危险在于战争可以由于社会原因而进行,却没有政治上的需要。尽管如此,除了对佩迪人进行的毫无结果的战争外,绝大部分战争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扩大和巩固社会与国家。在1828年察卡王去世时,祖鲁国土面积已从最初20平方英里扩至20000平方英里。在面积约为150万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包括今天的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和坦桑尼亚),察卡的思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中留下了相似的烙印,在历史上成为恩戈尼文化的繁花似锦时代。

确认这些本质上属于非洲文化的东西,绝不是导致对民族现实的任何否定。恰恰相反,它们正好代表着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的革命转变。这种革命有可能成功。可资证明的史实在于:察卡死后,到1879年12月英国人在乌隆迪采取消灭措施时止,察卡王创立的祖鲁国尚存在了50多年。今日,南非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祖鲁族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非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了。

(摘自《民族译丛》1983年第1期,葛公尚摘译自尼日利亚《种族隔离与非洲的解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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