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无法与地位无出其右的《左传》相比，自柳宗元《非国语》始，《国语》在后世褒贬不一，看来判若云泥的评价集于一身，但《国语》仍称得上显学，在汉魏、宋、清、民国等时期都是学界的焦点话题。至于当代，中国台湾、香港，乃至遥远的美国、瑞典，都有学者专注于探讨《国语》一书，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者大有人在，港台学者中张以仁、樊善标等则以《国语》研究鸣世。而在中国大陆仍乏人问津。以《国语》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竟无专门系统的《国语》研究著作，这让人感到遗憾。而李佳博士的《国语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概括来说，本书有以下三大优点。

一是熟精目录版本，正本清源。《国语》在历代目录的著录中，卷次并无大的分合，可知其基本面目大体保持不变，通过考察历代史志、官修、私藏目录，比较其别名异称、注者、所隶门类等情况，有助于观察该书学术史之地位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人们对该书性质理解的分歧。而对版本的考订，则不惟需要比观历代著录情况，更需目验现存的大量版本，通过文字校勘进行判别，方能对版本有超越前人的深入了解。

作者查考了大量文献，对相关版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并辅之以避讳、刻工等手段，彻底探讨了分藏于海峡两岸的三部宋刻《国语》，认为国图藏本为南宋孝宗时刊、宋元递修、未经明人所修的上乘之本，保存了宋刻公序本原貌，最可依凭；而台北所藏二本则是经过明人修补的三代递修本，其质量不及国图藏本；一度通行于世的金李泽远堂本，其据以刊刻的底本并非早期的宋本，而是一个经过后世多次递修已有不少改变的本子，很可能即是台北所藏本。这些观点都是凭借大量证据而在本书中首次提出的。

作者还详细比勘了多种明道本的校本，在两个版本系统之间又得出判断：“从总体上说，明道本往往有遗漏和改写的地方，而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公序本更接近原貌，更为可信；但在具体字句上，两本各有长短，故不可偏废，当择善而从。”这对于学者在《国语》各存世版本的拣择上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而该书征引《国语》，即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从而彰显了版本等纯文献的研究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即刻便有了现实的意义。

二是信古而不泥古，实证为本。关于《国语》的纂者和性质，传统的说法是“左丘明纂《国语》”和“春秋外传”。而质疑者并非自疑古派始，而是渊源有自，《国语》纂者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最早是由西晋傅玄提出的，而唐赵匡在揣测《国语》成书之由时已率先提出了“史料汇编说”。至于清末疑古思潮泛起，更有学者认为《左传》《国语》原为一书，后来被刘歆割裂为二，此一观点在民国期间还一度流行。

时异境迁，疑古派的看法已为时贤超越，然而“这一问题虽得到了解决，却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当今大多数学者走向了另一极端，断然否定传统上关于《国语》《左传》同为左丘明所作的说法，并且构拟了“国别史”“嘉言善语集”等新的性质，削足适履地套用在《国语》之上。本书作者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认为否定者缺乏坚强有力的反驳证据，同时还充分吸取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结论，又分析汉代“内”“外”传体裁存在情况，论证左丘明为该书纂者的说法可信，“春秋外传说”最具合理性。

对此学术立场，作者特别在《绪论》中予以阐解说：“绝不刻意标新立异，只讲探求真理、揭示事实本来面目作为研究目的。一些结论与传统观点相符合，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重复或者‘信古’，唯求实事求是。”是啊，求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只要是通向真的道路，又何必管它古或今呢？所谓“学者惟当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是而已”（王阳明语），我于此书心有戚戚焉。

三是透过文体视角，独辟蹊径。对于《国语》一书的文体特点，作者从“言”和“语”的区别出发，将其对问形式细绎为“简单问答”“反复问答”“多人对话”“不同时间层次的对话”“特殊的对话——谏语”等五类，又复将其论辩的内容归纳为“反对主命”“批评同僚”“申明己意”“建言于上”“批判事态”“分析原因”等六类，并结合“语”者地位的变化以及“语”者在对话中所采取的诸多努力，总结该书“语”所具有的沟通目的等问题。

就文体言，一部书或一篇文章的整体与局部，整体和局部的各层面，都可称为体。篇幅、结构、语言、风格乃至思想、题材等，都是文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都是文体学探讨的内容。

本书透过文体学的视角，不惟从体裁，还从篇章结构的角度，探讨以《国语》为代表的先秦语类书的发展衍变问题，指出了《国语》代表着先秦语类书的发展成熟样式，它兼具以《论语》为代表的一段式、二段式结构，以及以《春秋事语》《汲冢琐语》为代表的三段式、四段式结构；又讨论了《国语》的文学特色，认为它立论新颖、逻辑严密、说理透辟，情节曲折、富有波澜，文字绵里藏针、风格婉转蕴藉，显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理应还原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综合上述，《〈国语〉研究》以专书的规模来探讨“专书”，以全新的视野和方法，练就十八般武艺，专以一部书作为研究对象，这当中自然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重新研讨，而且因为专门，往往可以探讨得更为深入。李佳博士的《〈国语〉研究》，我认为是近年来先秦专书研究的重大收获，她不仅对传统和现代的学术方法有所扬弃，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思路，堪称是专书研究的楷式，敢以此论质诸读此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