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赖永海：很高兴有机会来认识大家，也非常高兴能够就“禅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问题来跟大家一起交流。我今天讲的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禅宗本身。因为我今天讲的禅，实际上主要是指禅宗的禅，不是原来的小乘禅、实相禅、般若禅，而是禅宗的禅。所以第一部分要简单地讲一下禅宗。第二部分讲一下禅宗的禅对整个古代文化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两个大的方面。最后我想留点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

佛教到了唐代应该是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出现了八大宗，包括以所根据的经典命名的华严宗，三论宗；有的宗派是以思想来命名，比如法相唯识宗、净土宗；有的宗派是以创始人所居住的地点来命名，如天台宗；而禅宗是以禅来命名。禅本身是一种修行方式，主要就是集中意念，专注一境，就像我们说的打坐、坐禅，当然真正的禅定包含很广，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如果从传法谱系来讲，禅宗的鼻祖应该是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印度的一个僧人，南北朝的时候到中国来，开始他想在江南发展，后来跟梁武帝有一个对话，梁武帝当时在全国盖了很多寺院，度了很多僧人，梁武帝就跟菩提达摩讲：“我度了这么多僧人，盖了这么多寺庙，我的功德有多大？”菩提达摩就跟他讲：“你这个没有功德，度众、盖寺庙是属于福田，不是功德，功德是内在的。”两人话不投机，后来菩提达摩就“一苇渡江”，到了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他以打坐或者坐禅闻名于中国佛教史，后来的二祖、三祖、四祖、五祖都重禅修，把坐禅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修行方法，所以后来以“禅”名宗。

实际上，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并不是达摩，而是六祖慧能。因为从六祖慧能以后，禅宗才真正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宗派。这跟慧能对整个传统佛教进行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有关，他把一个印度的佛教变成了一个中国的佛教。所以，这里我想先谈一点，就是“六祖革命”，它究竟对传统佛教进行了一些什么革命？这个革命对整个中国佛教发展有什么影响？这种革命了的佛教是不是还是佛教？为什么这种革命了的佛教能成为整个中国佛教的代表？

如果研究过佛教，或者对佛教接触比较多的人都知道，禅宗到了六祖以后，实际上发展为“佛心宗”——也就是说，慧能以后的禅宗，是用心来讲佛，是以心为宗，以心为佛，因此称之为“佛心宗”。而慧能对传统的革命，最根本的一点也就是把佛变成心，或者说把心变成佛。这个革命实际上比马丁·路德对传统天主教的革命还要大，他是把一种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把印度的宗教变成中国的宗教。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它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印度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非常好地统一起来的一种禅。

慧能“六祖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是对所谓“佛性”的革命。什么是佛性？就是什么是佛，怎么样才能成佛。这在整个佛教的发展史上，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教主。在公元前5世纪、6世纪的时候，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他本来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后来出家，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日后大彻大悟了，从一个太子、一个凡人变成了一个圣人，成为“佛陀”。佛陀的本意是什么？佛陀的本意就是指“一个觉悟了的人”。“释迦牟尼”的本意是释迦族的圣人，总之释迦牟尼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修养、道行很高的一个圣人。他有很多信徒，后来他圆寂了，弟子出于对他的崇敬，就把他曾经说过的法作为崇拜对象，并进一步把它人格化，这种人格化的佛法就是后来所谓的“法身”、“法身佛”。现在许多寺庙里经常有三身佛，中间的一尊就是法身佛，另一个是化身佛，这个化身佛就是释迦牟尼，再一个就是报身佛。法身佛的特点，是恒常遍在，有多少世界就有多少佛，不仅仅是一个。如在我们这个世界成佛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阿弥陀佛，未来世界的就是弥勒佛。而法身佛就是所有这些佛的本体，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都是法身佛的化身，这个法身佛也就是“如来”。所以“如来”是佛的通称。比如像“皇帝”，它也可以是唐太宗，也可以是赵匡胤，也可以是朱元璋，“如来”就是所有佛的通称，也就是法身。这是佛演变的第二个阶段，用哲学的话说，亦即佛的抽象化、本体化。

但是，到了六祖慧能，对佛的理解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是用心来讲佛，或者说心就是佛。这点在《坛经》里面讲得非常多，《坛经》是中国僧人写的书唯一被称为经的，它是慧能所说的法、慧能语录，包括他的经历的一个汇编。这个“经”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慧能乃至整个慧能创立的南宗的思想，亦即现在一般所讲的禅宗的思想，集中的就体现在《坛经》里。《坛经》讲得非常清楚，自心就是佛，不要在心之外找佛，心之外是找不到佛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禅宗的最基本的思想。

慧能把原本主要指“圣人”、“法身”、“如来”的“佛”，进一步落实到各个人的心性，这个变化富有革命性，导致了后来整个禅宗，包括解脱理论、修行理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在修行理论方面，由原来的讲佛度、师度，到讲自性自度。这在六祖《坛经》里就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当时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慧能之后，怕人家害他，就偷偷地送他到江边，对他说：“你赶快到江南去。”渡江时，一开始五祖划船，后来慧能把橹抢过来，他说我迷的时候应该师父度，我现在觉悟了，应该自度，这成为后来禅宗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由原来传统佛教的注重佛度、师度，变成后来的讲自性自度。

另外一个很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修行方法上强调“道由心悟”，而不是注重传统的形式上的“坐禅”。我们讲禅本身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印度传统佛教的禅、东传中土的小乘禅、大乘禅、实相禅、般若禅等等。即便禅宗的禅，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例如达摩以后、慧能之前的禅宗五祖，他们禅主要的特点都注重“住心观静”，强调“佛尘看净、方便通经”，也就是注重传统意义上的打坐、修禅。但是，到了慧能以后的禅，跟以前所说的禅，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坛经》里面有一个记载，慧能以后，禅宗分成了南北两派。北派是以原来五祖门下的首座、最有学问的神秀为首的；南宗则以慧能为首。当时南宗发展很快，很多人到南方来参禅，而神秀为首的北宗，反而门庭冷落。所以神秀就觉得很奇怪，慧能学问没有多大，修行也不如他，为什么大家对他都那么推崇，禅法那么风行。神秀就派了一个叫志诚的弟子去听一听慧能说的究竟是什么法，又是怎么说的。志诚听了慧能的说法后，也很快觉悟了，并且出来跟慧能说，我是神秀派来听法的。当时慧能就问他：“你们师父是怎么教你们打坐、修禅的？”志诚说：“他老人家主要教我们‘住心观静，长坐不卧’。”这也就是传统的修行方法。慧能听了以后就作了一个偈句：“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并且做了一首诗：“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意思非常明白，慧能所讲的坐禅跟原来传统佛教，甚至跟达摩以后、他师父以前所讲的坐禅，内涵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也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慧能在一个根本点上有别于以前的佛教，如果说以前的佛教所注重的往往是外在的偶像，那么到了慧能所注重的则是变成自家的心性。什么是佛？你自己就是佛，你的心性就是佛，关键看能不能“觉悟”，能不能“明心见性”，这是中国佛教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

以上所说的慧能禅法的特点，并不是一种随意的解读，而是本自《坛经》的。在《坛经》中慧能说：“何名坐禅：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这就是六祖慧能或者说南宗对“禅定”的界定。不是整天在那里打坐。“长坐拘身，于理何益？”他所讲的禅，关键是你心不乱，不住相，这个就是禅定。行住坐卧都可以是禅。而所有这些理论，源于他对整个佛、佛性的重新界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佛、佛性理解的变化，导致后来禅宗整个修行理论的变化。

第三个变化，就是原来的佛教是比较讲依教修行的，到了慧能以后的禅宗，则讲不立文字。而这个也是源于慧能对佛、对佛性的一种重新界定的结果。慧能以后的很多的禅师，在文字与禅的关系上，讲得非常多，基本思想就是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如果你执著于文字，就非佛意。宗密说：“经是佛意，禅是佛意”，而意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所以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乎文字，这也是南宗跟传统佛教的一个很根本的变化，或者差别。

慧能开创的南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说，都无法跟诸如唐玄奘的唯识宗，法藏的华严宗，智者大师的天台宗相比。后者都是一些饱读三藏，背靠王朝乃至皇帝的大法师，像玄奘与唐太宗乃至整个唐王朝，法藏与武则天，智者大师与隋炀帝，包括陈朝的皇帝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得到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大力支持。但是，最后最成功的反而是慧能的南宗，而不是唯识宗、华严宗，也不是天台宗。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慧能比较好地、比较成功地把印度的佛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个结合非常成功。慧能南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儒学化。这一点，我在跟佛学院，包括佛学院的一些研究生和法师讲课的时候，他们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亦即认为佛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法，为什么要被儒学化呢？尤其是为什么被儒学化了的禅宗反而更有生命力，反而能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这一点实际上也是思想发展史、文化发展史、宗教发展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带规律性的问题。因为不管是一种宗教、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思想，如果太纯了，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如果原封不动地把原来印度原始佛教的东西搬到中国，不做任何改革，不跟当时当地的文化结合，那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唯识宗就是典型的代表。唯识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忠实于印度佛教的一个宗派，结果是最短命的，“二世而亡”。相反，禅宗大量吸收了中国儒家的思想，把印度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好地结合起来，结果发展成一个最具生命力的佛教宗派。

人们知道，儒家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个是人本，一个是入世。这两点也正是禅宗最根本的思想，包括现在的人间佛教，根本思想也是这两个。吸收儒家思想或者说儒学化究竟好不好，这一点最好是历史地看。现在世界佛教有三大系统，一个是南传佛教，包括柬埔寨、老挝、越南、斯里兰卡，从世界范围说，应该说影响是比较少的。另外一个藏传佛教，再一个是汉传佛教。应该说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支，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佛教的大本营，大中华文化圈的佛教，多属于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最大的特点，就是跟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关键不在于是否吸收了儒家思想，是否被儒学化，而在于它能否在保存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到发展。印度应该说是佛教的发源地，按理说，印度佛教应该是保存最多原始的、正统的佛教思想的，结果在今天，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却几乎不存在了。相反，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儒家思想的中国佛教却蓬勃发展，经久不衰。这一点应该感谢儒家思想的加盟，尤其应该感谢历史上那些站得比较高的高僧大德，他们对于儒道二教，经常并不是采取简单的反对、排斥的态度，而是取其所需，为我所用，吸收其合理的、有用的东西，来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思想，使得佛法能不断地更加契理契机，而得到不断的发展。

当然，我今天所讲的有些东西可能跟有些人原来所接触的佛教，所理解的禅宗有所不同。我今天所讲的禅，其最大的特点，是重心性、重智慧，重“觉悟”。当然，禅也讲信仰，不讲信仰就不是佛教了，但是它更注重的是智慧，强调的是“慧解脱”，讲究的是自性，发现自我，寻找主人翁。这实际上能更好地体现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可以说，这里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佛教、看禅宗，人们不一定把信仰与智慧对立起来，实际上，禅宗本身就是把二者较好地统一起来，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解。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待会对话的时候可以来交流。

下面主要讲一下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实际上讲这个话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太严密，或者是不太准确，因为禅宗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天主教、基督教有点不同。有人认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有如水与油的关系，而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水乳交融，到后来甚至很难分清哪些是传统文化，哪些是佛教的了。

先谈一下诗、书、画跟禅的关系。因为诗、书、画在中国文化中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有的人称它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冠冕。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在诗歌的领域受佛教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知道诗歌在魏晋的时候，表现为玄言诗。而玄言诗本身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玄言诗，主要受“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的影响，这种玄言诗到后期就逐渐衰落了。但是在佛教的般若学传入以后，玄言诗又开始复兴，并且发展得比前期更好。而这个后期的玄言诗主要就是以般若学的思维方式为指导的，代表人物就是高僧支遁，包括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就是《兰亭序》。他们在兰亭聚会，写了很多诗，编成集子，王羲之就写了一个序，这类诗就是以般若思想为指导的玄言诗，是玄言诗的另一个高峰。这可以看出般若学对玄言诗的影响是很大的。

到了南北朝的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后来很多诗人、诗论家评价说，山水诗是“康乐总山水之大成，而开其先者支道林”，康乐公就是谢灵运，他是整个山水诗的集大成者。而山水诗的开山者是谁？就是高僧支遁。可以看出整个般若学，对南北朝山水诗影响之大。谢灵运是把《北本涅槃经》改译成《南本涅槃经》的最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当时高僧竺道生提倡顿悟成佛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本人是非常精通佛理的，甚至可以说他当时是佛教界的人，当然他没有出家，但他的诗受佛教般若学的影响很大，后来唐代的诗僧皎然就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山水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受到般若学的熏陶，般若学的影响。空王就是般若学，由此可见山水诗跟般若学的关系。

中国古代诗歌最发达的是唐朝，最大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这些大家跟佛教特别跟禅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李白就其主要的倾向来讲，应属于道家的，属于浪漫派，飘飘欲仙。但是李白对佛教、对禅的造诣也是很深的，有很多诗句也非常富有佛理禅趣。他有一句诗曰“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颇富佛理，所谓“大千入毫发”，也就是华严宗讲的一即一万，金狮子毛即是金狮子，月映万川、理一分殊。

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演讲中，我说了一句话：要讲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不难，如果要反过来想找出一个中国文化不受佛教影响的例子，则很难。当时潘宗光，香港理工大学的校长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给我讲讲科学受佛教的影响。”因为他是搞自然科学的。当然，相对于人文科学来讲，自然科学受佛教影响应该说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影响还是存在的，像僧一行的历法，比世界最早的历法还要早得多。但是如果严格来讲，就人文科学来讲，你要在中国古代中找出一种文化形式不受佛教影响的，那真是相当难。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很多学科，很多学者，包括社会上很多人，对佛教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有的是从信仰的角度、有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有的是从学问的角度，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都是可以研究，应该研究的。今天我先讲这些，接下来留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交流，好吧？谢谢大家。

（掌声……）

赖永海：禅，按照原来的说法，是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微笑，表示他已经会意了，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后来讲以心传心，这个“意”是只能体会，没法用话说的。所以禅的核心在意，经的核心在语。意这个东西无法言表，一说即不中，一说你就离开了它的本义，或者说它跟本义有差别了。所以在佛教史上或者经典里面说“第一峰头，不容话会”。就这个意义上讲，禅是无法用言语、文字来表达的。但是禅要弘扬，就得说，所以后来有了“方便说”，就是列入话会，可以用话来表达，用文字来表达，这里面关系到一点，所谓佛意，用哲学语言来讲，是一种“大全”，你一说就有规定性，有规定性就有局限性，亦即很难完整、全部、准确地把这个佛意表达出来，哪怕你是表达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还是把另外一部分遗漏了，所以不完整、不准确了。这个就是它的整体性。你一说就已经把范围圈死了，之外的你就包含不到了，而它本身却是无所不包的，很广泛的，这个就是禅。

居士实际上就是皈依佛教的在家的信徒。佛门有四众：包括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出家的男众是比丘，出家的女众是比丘尼。在家的男众是优婆塞，在家的女众是优婆夷。居士是在家佛教徒，他主要受五戒，但他所授的五戒，与出家众的五戒也不尽相同。比如说不邪淫戒，在家居士在正常的夫妻关系内就不算邪淫，而出家众就不能有夫妻关系。但这个在各个国家有各自的规定，比如在日本出家人可以结婚，也可以吃肉，包括韩国的僧人，有的也可以吃肉、喝酒。这个不吃肉戒本身实际上也并不是释迦牟尼制定的，因为印度佛教开始的时候，主要靠化缘。他自己没有产业，也不自己生产，四处化缘，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人家给肉，不能不吃啊。所以开始佛教并没有不准吃肉的戒条，但是有一条，必须吃净肉，所谓净肉，就是不是你亲自杀的，你都可以吃。但是到了中国的梁武帝以后，有一个规定，出家人不能吃荤，所以渐渐地不能吃肉变成一个很严格的戒条。但这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是不尽相同的。

实际上现在社会上出家的人各种各样，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名人。有的是因为商场、生意场非常顺利，人生非常顺利，自己都想不到会这么顺利，这种人很容易信佛，并且很虔诚。他自己都想不到，自己怎么会做一个成一个，做一个大一个，所以有时候他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之中一直保佑着他，这个力量他也可以找到佛，也可以找到真主，也可以找到上帝。或者，有的人一生命运多波折，或者是自己无力跟命运对抗，也比较容易信佛。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力量跟命运抗衡，只能找一个能够拯救你，能够使你解脱的一种力量。另外一种，包括像生老病死，这也是在以前的一个时期的宗教徒调查当中，皈依宗教的原因较多的一类。因为身体问题，因为疾病，而皈依佛门的人数，在以前的调查中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这是有道理的。当你竭尽全力，包括请到最好的医生，都对这个病无能为力了，已经面临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无可奈何，本能驱使他希望有一个力量来拯救他，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去找一种超自然的的东西，也许是佛，也许是上帝，只要能够救他，他就肯定会虔诚的信徒。所以对宗教，我有一个界定：宗教产生最根本的根源在哪里呢？当人的愿望与能力矛盾的时候，这是宗教产生的最深刻、最根本的根源。如果说科学是能力与愿望（或设想）相统一的产物，亦即想找出某种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他的能力也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科学。什么是宗教？你的愿望跟你的能力出现矛盾，你的能力没法实现你的愿望，解决不了你的愿望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就要借助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你去实现它。这个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已经被保送到北大，你绝对不会去抽签，保佑你上北大。如果你已经结婚，你就不会求神保佑，助你实现这个婚事。因为它本身已经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了。而当你没有把握，就是说当没有绝对把握考上你所想要考取的学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一种力量来冥冥之中保佑你，帮助你实现你的理想或愿望。所以说它是宗教产生的最根本根源。总而言之，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时候，宗教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反之，如果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当你能够随心所欲地实现你所想要的一切，那宗教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再去借助于宗教了。

提问：第一个问题，“明心见性”中“心性”二字的含义？第二个问题是心命交关，如何用心来改命？请阐述一下。

赖永海：这个是禅宗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明心见性”对心和性的看法有一点不完全统一。按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心就是性，性就是心。如果把它分开，比如说附于有形物的就是心，不附着于有形物的就是性，这个就是儒家中有一派所说的心性。而从佛教的思维方式来讲，心跟性应该是统一的，所以明心见性，实际上就是把原来的作为人的本源、本体的心把它发明出来，也就是发明本心。这个本心因为世间的一些情、意把它遮盖了，而使你本来很明亮的、具有佛性的本心被掩盖了，被藏起来了，当你能够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能够找到自我，能够发明本心，实际上你就是佛了。所以禅宗讲，本心、本体本来就是佛。

另外一个，心命交关，以前讲“性命交关”，心是心里的心，命是命运的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星云大师的一个关于命运的讲演。实际上比较正统的、比较正宗的佛教，包括风水、算命、看相，正宗的佛教不太讲这些。因为佛教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就是缘起论。这个缘起论，缘就是条件，也就是说，条件具备了，它就产生了，条件不存在了，它就死亡了。这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的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它不会注重一种既定的、先天的命运。包括中国的报应理论，它需要鬼神来惩罚。而佛教里面的报应理论，它讲自身的业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是张三种瓜得瓜、李四种豆得豆，而是不管种瓜的人是谁，种瓜这种行为必定得瓜，种豆这种行为必定得豆，是自身行为的业报，不关张三李四的事，更没有第三者来惩罚，来奖赏你。所以命运，佛教是不太讲的，但是这个心它就很讲，特别是禅宗。比如说，你在心念上、在心态上能够比较好的调整，对你的命运也许能产生影响。实际上佛教、禅宗，在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一种调整心态、调整心境的思维方法。有人说，释迦牟尼是最大的心理医生，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这种事，比如你如何把本来看起来是一件很坏的事变成一件好事，此中改变心境、改变心态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你住在七楼，天天要爬楼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负担，你就会越爬越累，如果你把它作为锻炼身体，你就会觉得不但不累，而且很有益处。因此，有些事情，看问题的角度稍微改变一下，心境稍微调整一下，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如果你老是要钻死胡同，一钻就出不来，头脑是一根筋，就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如果稍微调整一下心态，换一个角度，那整个事情就不一样了。如果人们经常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境，那么你的命运要比那种时时刻刻处于坏心境、坏心态下的命运，肯定要好得多。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