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冯天瑜：我们今天讨论的“人文精神”，它是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形成对应关系，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确。否则，就像我们在讨论一个城市的城市精神的时候一样，一谈到人文精神，就把凡是好的东西都归为人文精神，这未必恰当，因为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属于科学精神，而不属于人文精神的范畴。我们今天讨论的人文精神，是与科学精神形成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人文”这个词汇，在我们中国是一个古典词，并不是近现代以后才创造出来的，早在中华元典当中，就有不少地方探讨到了“人文”的问题，尤其是《周易》——被称作中国的六经之首，《周易》里面就提出了人文问题。这个人文问题也是作为对子提出来的，不是单独提出来的。人文是跟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对应而提出来的呢？就是天文。《周易》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泛指自然界演变的轨迹，我们仰观天象，看星象的变化来推察时间的变化；人文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文化演变的轨迹，我们通过观察这种轨迹，就可以化成天下，对人类自己的生活才有一种自觉的把握。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文化”概念，就是从“人文化成”这里来的。通过对人类文明轨迹的一种把握，这就是文化。

所以，在中国古代“人文”的概念是跟“天文”相对应的。简而言之，天文是讲宇宙自然的演变，是客观的；人文带有人的主体性，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人类精神的自身发展，人的伦理道德的发展。所以，从开始的时候，人文的概念，就是跟天文、跟研究自然相对应的。

我觉得中国古人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具有很久远的关照性。我们今天讨论的人文精神，从现代意义而言，它是与科学精神相对应的概念。

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我们的历史进程当中，曾经是如何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并肩前进的，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我们现在应该如何使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得到协调发展，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像“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的协调发展。这样人类的文明才能够在康庄大道上健康前进。

就现代文明而言，科学技术，科技文化，大体而言，它是一种强势的、阳性的、刚性的文化。它的威力，它的功用，比较充分地被人们所认识。所以，现在在我们的星球上，各个国家，包括最落后的国家，恐怕很少有人不承认科学技术的威力，不重视科学技术。

但是，相比较而言，人文文化是比较阴性的、隐性的，它往往会受到忽视。即使好像在理论上大家认识它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生活的运作过程中，一出现矛盾，就很容易把人文文化放下来，因为科学技术太重要、太醒目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科学技术一落后，马上就会挨打了。而人文则是一个软东西，好像暂时忽略它一下不要紧。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要提升对人文文化的重要性的认识。

我首先要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过程，回顾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从当中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还是从刚刚分手的20世纪来看一看。当然，与20世纪相联系的是19世纪。总的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昌明的两个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能量守衡律的发现。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当中概括的19世纪科学技术的三大成就，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工业文明高歌猛进。到了19世纪下半叶，尤其到了20世纪，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人类物质文化的繁荣，或者说所达到的水准，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远远超过了以往。

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长足进步。一些科学家和文化学家概括，20世纪有四大新的科学进展：第一个是改变传统时空观念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是爱因斯坦的伟大发现，时间、空间的概念已经超越了牛顿力学时期的那种认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第二个是勾勒了微观物理时代的原子结构与基本粒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第三个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揭示信息本质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创立。第四个是揭示生命起源及演化本质的分子生物学的建立，特别是遗传物质的核酸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发现。人类现在已经具有能够创造生命的能力。

所以说，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长足进展。人类改造大自然以提升人的物质生活的能力，已经有了急剧的提高。正因为科学技术有着这样巨大的威力，所以，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滋生了一种“科技万能论”。到20世纪，这种“科技万能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在工业文明早期的时候，就有西方的科学家写了书，说“人是机器”。既然人是一个机器，那么当然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都完全可以用科学技术来解决。

这种科技万能论的流行，在工业文明产生以后，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是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对人文精神的冲击，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因素，那就是商品经济的价值法则。今天我们不详细说这个问题，这个应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法则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我稍微提一下。就像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的进步，起着最大作用的就是恶。善恶的恶。为什么是恶呢？就是指利益原则的驱动，是人类进步的重要的杠杆。所以黑格尔说过一句重要的话，他谈到人性，性善或者性恶，他说，我们与其强调性善，不如强调性恶。他认为性恶论比性善论更深刻，他是从人的动物性，从价值法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来讲的。这里可以说包含着很深刻的真理，但是这些论述，这样的一些观点，里面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这样两个东西的冲击，使得人文精神被淹没。一个是科学万能论；另外一个是价值法则的驱动，就是大家都喜欢追求利益，追求利益是人类最大的追求，那当然就不管什么人文精神了。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的西方文学名著，那时看不懂，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文学名著，特别是巴尔扎克作品比如《人间喜剧》、《高老头》等等，就是表现了人类的异化。巴尔扎克所描写的高老头，积攒了很多钱财，他的女儿虚荣心非常强，为了得到一个贵族身份，她不断地榨取她父亲的钱财。这就是人的异化，这就是金钱、利益的异化。这就是人文精神被泯灭了。

所以，19世纪、20世纪以来，这样的两个东西，一个是科技万能论，一个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价值法则的作用，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现在这样说，认为片面强调价值法则的作用存在问题，不是说我们要重新回到平均主义。价值法则的作用，我们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它压下去，而且还要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重视人文关怀。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科技万能论的基本信念及其偏失。科技万能论是信奉科学技术的方法，当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是个好东西，但是它把这些方法放大到可以覆盖所有的东西，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这就出现了毛病。我们经常提到的科学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呢？一共有四大原则：

第一个是经验原则。就是通过观察、试验或验证方可确信的原则。这是科学，它不是想象，不是空想，它必须要通过试验，要拿事实说话，对事实进行解析。这是经验原则。

第二个是数量原则。科学是讲究数量分析的，不能笼统地、粗略地、宏观地进行判断，一定要进行数量分析。

第三个是科学的机械性原则。就是要通过因果关系的解析，用抽象的普遍规则或方程式加以推导的原则。有些人把它称为数学方法，就是要把它公式化。

第四个是通过科学发展达成进步的原则，简称进步的原则。科学所认识到的事物是前进的东西，所以科学是乐观的。这是进步的原则和乐观的原则。我们从19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来说要稍晚一点，主要在20世纪初期，输入了我们刚才说过的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之一——进化论，进化论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进化论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东西，是进步原则的体现。而且，以往的进化论又比较简单化，它是单线的、直线的进步。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一直认为整个自然界是单线的向上的进步。所以，有的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还有低等动物？为什么低等动物没有进化到高层次来？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动物都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地进化，所以不知道这个进化是包括在低等动物内部，要不断地适应环境，低等动物在它的范畴之内也在不断地进化，这个进化就是对环境的不断适应。对于进步的理解，我们要走出以前简单的科学主义的认识。在这当中就包括了人文关怀的问题。这是我下面要讲的。

那么，这样一些科学原则是人类的伟大发现，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展，尤其是人类的物质文明的进展。但是，这样一些科学原则，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包括把人作为一个自然物本身来认识的，比如医学中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人也是一个自然物，这又是一个概念。所以，这样的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原则，是解决人对自然客体的认识。它对人解决自身的伦理问题、政治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并不是都是有效的，甚至对有些问题来说，它基本上是无效的。一些人文的问题，还要通过人文的方法、人文的观照去加以解决。

所以，这样的一些基本理念是有它的限定性的，这些科学方法有它的限定性，而不是无限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人文的问题要通过人文的方法去解决，需要人格化的观照。正如日本的一个思想家池田大作，前不久温总理访问日本的时候跟几个日本朋友见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池田大作，他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他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家。池田大作谈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科学之眼有它的限定性，因为科学的思维法产生了轻视生命的现象，容易忽视活生生的人生的真实的风貌，容易将人类符号化、数学公式化，所以，科学的方法并不足以就是科学的想法，科学的思维是人类真实的风貌。所以，科学的方法并不足以解决人的精神领域的各种问题，而有赖于人文的思想和方法来补充与矫正。

下面我们谈第三个问题。科学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学技术对于人这个主体而言，它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东西。如何把科学技术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引向对人类有利或者对人类的长久发展有利的方向，这就需要人文精神的指引。对此我要略加阐发。

科学技术主要是讲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或者用19世纪的观点来说，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用来征服大自然的。这在以前是一个很时兴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太用“征服”的概念了。人类一味地征服自然，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话说：“自然的铁腕也要回敬人类。”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多了。

如何防止科学技术最终成为妨碍人类本身的根本利益的东西？这就需要人文精神的涉入。简单举个例子说，比如原子能的发明和利用，应该说是从19世纪末开始，主要在20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科技成就，是居里夫妇和很多其他科学家的伟大成就。但是，原子能的巨大能量是价值中立的东西，它可以为人类做好事，比如原子能可以发电、可以治病等等，可能原子能的正面功能以后还会进一步发掘出来。但是，人所共知的是，原子能可以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类开始出现了原子武器，最开始是美国有，后来苏联也有了，然后英国、法国也有了，然后中国也有了，现在就更多了，印度、巴基斯坦有，以色列也有，可能伊朗、朝鲜都有。像以前我们的外交部长陈毅的一首诗说的：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原子弹，这样就谁也不敢用原子弹。

所以，现代人类从20世纪中叶开始，有些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曾经产生过成千上万个生物的物种，人类是我们这个星球当中产生的千千万万物种当中唯一一个可以毁灭我们这个星球的物种，这就是说人类很伟大，但是人类又非常可怕。以前所有的物种，在古代社会我们认为老虎、豹子、狮子等等是最凶残的，但是狮和虎的凶残怎么能跟人类相比，人类比它们残酷得多了。人类多次发生战争，用武器杀了多少人，这都是科学技术的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1000多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五六千万人。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那人类就要毁灭了，这个星球也要毁灭了。

所以，科学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技术用到何方？要靠人来掌握。要让它用到好的方面，就要靠人文精神的指引。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科学家诺贝尔。现在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奖是诺贝尔奖，当然它后来又设了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等，但它主要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奖项。诺贝尔奖的奖金是谁提供的基金？是诺贝尔，他本身是个化学家，他制造了无烟火药，在他之前的是有烟火药、黑色火药，他设计了无烟火药，使得人类的武器大大地提升了。因此，诺贝尔获得了很多的专利，所以他成了巨富。在他的晚年，他亲眼目睹他作为一个化学家，他所发明的火药，在战争当中大量地杀害了人类。他深深地忏悔，所以在他临终时，他把自己全部的财产捐献出来，建立了一个基金，对以后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对那些主张制止战争的人，专门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有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中国有很多人讨论如何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其实要掌握它的真谛在哪里，就是必须要有真切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通向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的反思绝不是通过科学技术得到的，是人文精神的照耀才使他得到一种反思。再比如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二战的后期，当他得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正在研制原子武器时，他就竭力动员美国政府抓紧研究，特别利用从德国逃亡出来的犹太科学家，研制出了原子武器。应该说爱因斯坦的思想是有人文关怀的，就是要以战争来制止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原子弹的主要研制人，后来又共同上书要禁止核武器。这种思想，基本上和科学技术无关，它是得之于人文精神的观照。如果他是一个纯粹工具性的科学家，他是不会管这些的，只有具有对生活的人文关怀，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自觉。

所以，我们简单地说，科学技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东西，如何把它引向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就有待人文精神的指引。

我们研究一下纳粹德国的很多骨干分子，他们里面很多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都是科学家，但是他们由于人文精神的丧失而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有比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从后来公布的名单看，他们里面有大量的成员都是科学家，但是他们制造沙林毒气，在东京的地铁里面还杀害自己本民族的人，这都是在人文精神方面迷失了，最后导致他的科学技术也走向了邪路。因此，科技是价值中立的，它要走上正途，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有待于人文精神的指引。

我们进一步探讨，从人类的理性来讲，人类区别于动物，他是理性的动物，而其他的动物缺乏自觉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工具理性，就是解决方法的问题；一个是价值理性，就是人的价值取向的问题，或者借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来说，就是“真、善、美”。科学技术只能解决工具理性的问题，就是在“真、善、美”当中只能解决“真”的问题，不能解决“善”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美”的问题。当然，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问题引申了，认为在科学当中也能发现“美”，比如认为原子的结构非常美。我觉得这是把问题混淆了，科学技术本身谈不上美或不美，如果你发现原子的结构很美，那是你带着一种人文关怀去发现的，只有具有人文关怀的人类才能发现这种美，正如一个动物，一头牛或一条狗，即使它在最美的风景区，它也发现不了风景区的美。只有人类才能发现。而且人类也分两种，没有受到美的熏陶的人，即使到了最美的风景区，他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所以美感也是一种人文的产物，而这些问题不是科学技术所能解决的。所以科学技术文化只能提供工具理性，而只有人文文化才能提供价值理性，才能解决善和美的问题。

人文传统，人文文化，集中解决人的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提供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比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那种所谓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心害别人，进一步说是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羞恶之心”，就是对不好的东西有一种羞和恶的感觉；“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别人受苦受难，自己表示同情；所以是同情之心。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性是人的一种本性。而荀子的性恶论则认为，善性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两种说法都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我们可以对它们加以整合。另外，“仁爱之心”有种种的表述，在儒家里是“仁爱”，在墨家里是“兼爱”，在佛教里、在基督教里也分别有表述。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人文精神当中的重要资源。

我在这里略微谈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讲到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点是要建立人际间的一种和谐关系。那么，这样一种和谐关系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呢？我觉得，在中国的传统当中，相反的两种资源可以分别作为我们可以间接继承的东西，而在以往我们往往把它们混淆了。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反对旧礼教，把“三纲五常”作为一个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这个应该说失之于笼统。关于这个问题，近些年我也作了一些研究。我觉得“三纲”说和“五常”说是应该加以剥离和分解的。它们之间当然有联系，都是中国宗法制度的产物，但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走向。“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它是单向的、垂直的、具有绝对主义的要求，它只是强调尊者、长者的绝对权威，要求弱者、卑者无条件地服从、奉献和牺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是受冤屈而死，大臣在底下还要磕头，说“皇上圣明，臣罪当诛”。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东西，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三纲”说，代表了一个现代的走向，这是合理的。

但是把“五常”说一概加以抛弃，这就有问题了。“五常”或“五伦”，它有两种概括，一种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另一个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对人伦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五伦”说里面有很好的思想，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地借鉴。因为它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要求，“君义臣忠”，“君”古代是指国君，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为领导者，居上位的人，对下面的人要讲道理、要宽厚、要爱护；而居下位的人，群众要报之以忠心。我们对此做一些现代诠释，这当然不是指下级对上级的一种人身依附，上级代表了这个系统的总体利益，要讲忠信。最近这些年我在日本待的时间长些，有些和中国比较友好的朋友，他们也提出来一些问题，他们觉得中国的很多优秀的人才，往往是看到哪里有利可图，就到哪里去了，当然这是人才流动的一种现象，我们不能笼统地评论。但是他们说在日本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日本的人才，他都会比较忠于他的公司，这是社会得到健全和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君义臣忠”这一点还是相当好的。

“父慈子孝”，它和“父为子纲”又不一样，“父为子纲”是一味地要求儿子尽孝，父亲就是一味地严厉，认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怎么做都是对的，一味地要求儿子顺从。而“父慈子孝”，是说长辈对于晚辈要慈爱，要充满爱心，晚辈对长辈要尽孝道。子孝当然也很重要，现在的孝道已经逐渐地淡化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同意这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父母、长辈，都没有一种孝心和孝行，我很怀疑他会忠于自己的国家或者组织。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一个说法，我们扬弃里面的落后成分，还是有道理的。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父慈子孝”所强调的这种双向要求，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

兄弟关系也是一样的，“兄友弟恭”，哥哥对弟弟要友善，要爱护，要帮助。弟弟对哥哥要恭敬，这也是双向的。夫妇之间、朋友之间也要这样。朋友之间要讲信义，这也是双向的。

所以，“五伦”说应该说是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当中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我们绝对不能把“三纲”说和“五伦”说混为一谈，一概加以抛弃。

我们简单地说，“三纲”说和“五伦”说是在中国什么时候产生的？近些年我专门研究了一下我国的封建社会问题，对于我国最近几十年来把“封建”泛化了的说法，我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问题。我所界定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指三代的时候，夏商周，尤其是西汉，那是中国的宗法封建社会。到晚周以后，春秋战国以后，尤其是秦汉以后，中国就进入宗法专制社会，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就是封锁建国。“三纲”说和“五常”说，大家可以翻阅一下中国的古代典籍，很清楚的，它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五伦”说是先于“三纲”说的。“五伦”说产生于中国的宗法封建时代，就是产生于殷商、西周，尤其是周代。大家看看，周代的很多文化元典当中充满了这种“五伦”的双向要求。比如《左传》、《孟子》里面都有很多记载，谈的是双向的要求，不是片面地强调尊者、长者的绝对权威。在先秦的典籍当中，只有法家开始出现片面地强调尊者和长者的威权。而且《左传》里面说“不死君难”，就是说国君如果是为国家、为社稷去死，那臣子就应该跟着去死；如果国君是违背国家的利益、社稷的利益，那臣子就不要跟着去死，不要去当他的陪葬品。这种思想只有在先秦诸子的书中才有，是具有人文关怀、富有人性和仁爱的精神，在我们今天应该得到张扬和发展。当然要对它做一种现代的诠释。

科学技术不仅不能解决善恶问题，它也不能提供人们对于美、丑的一种辨别。人的美感的建立也有赖于人文文化的灌输和熏陶。我前些年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后来把它写到了我的书里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公司的主席，有一天收到别人给他寄来的著名音乐家舒伯特《未完成的交响乐》音乐会的票。因为这位主席太忙，没有时间去听这个交响音乐会，他就把票转赠给公司的一个技术顾问。这个技术顾问奉命去听了这场舒伯特的《未完成的交响乐》。第二天早晨，这位主席问这位技术顾问：“昨天晚上演奏的情况怎么样？”这个顾问是一个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人，他非常尽职。他想是他的老板给了他这张票让他去听的，他就写了一份报告呈递给这位主席。这个报告对这个交响乐提了几条修正性的意见：第一条，四位双簧管手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人数应该减少，其工作可由其他成员分担。第二条，12位小提琴手奏出了相同的音符，这种重复毫无必要。因此，演奏员的数目应该大幅度减少。如果大音量实属必要，可以用电子扩音机取代。第三条，弦乐组演奏的乐段，小号手无实际作用，可以删除，删去小号手以后，演奏会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大大地减少。第四条，如果舒伯特注意到我所提的这几点建议，他的交响乐就绝不会是《未完成的交响乐》，而一定是“完成了的交响乐”。

这个故事当然是用了极端化的手法，这说明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人文素养、人文理念，完全是机械化的科学训练的话，他可能就没有美感，任何事情只从所谓的实际需要出发，可以削减到最低的程度。

所以，人要解决美感的要求，达到真善美，需要人文教育的熏陶。我们在这里意识到一个问题，像上面所讲的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与此有内在性联系的一些现象还是存在的。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有一种提法叫做“文化搭台，经济演戏”，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事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得到资助，因此有必要跟有钱的实业单位联合起来，在一起举行一个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是文化性的活动先开个头，后面就展开经济性的活动。“文化搭台，经济演戏”，这种做法有些人是非常反对的，但我认为也不宜简单地去否定它。因为这相比于没有经济的支撑，文化处于绝对的贫困状态来说，还是一个进步。毕竟文化还是搭了一个台，让大家看了一下文化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比文化绝对贫困的那种状况，还是一个进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给予它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总的来看，这样的一种提法，它的背后实际上还是对文化的一种矮化和无视，就好像是造一个声势，或者打开一个场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做生意。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其他的主管部门，如果总体上是这样的思维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文发展还是有问题的。我想这里面也是双向互动的问题，某一个活动可以是“文化搭台”，比如广交会，因为它本来就是唱的经济戏，开展一些文化性的活动也是需要的；但是，反过来也应该有“经济搭台”，真正让文化唱主角、唱戏。这样才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协调发展。

我们最后谈的一个问题，是两种文化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这样的人类文明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曾经走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我们今天形成一种自觉要求来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发展。简而言之，这两种文化的发展历程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古代，由于人类的分工，包括文化各门类的分野还比较模糊，所以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处在一个原始的统一状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特别是在古希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古代的学者，像墨子，他既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技术家。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他是一个的文学家，他的散文被载入一些经典的文集里，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科学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既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对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他对科学的很多领域广为涉猎，而且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所以，在古代，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处在一种原始的综合、原始的统一的状态。

再举一个例子，像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这个时候还出现了许多兼具人文和科学精神的大师。比如“文艺复兴”的三位大师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达·芬奇。尤其是达·芬奇，他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艺术家，同时还是数学家、建筑学家，他对工程技术方面有很多杰出的贡献。

到工业文明的出现，学科的分野就越来越明晰、清楚了。工业文明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对于古代和中世纪而言，它是走向了学科的分野。前些年，我写过一本书探讨我们中国现在一些核心概念的词汇的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科学”这个词，有人说是日本人最先创造了这个词汇，后来经过我的考察，我认为不是，日本人还是借用了中国的这个词汇，中国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普遍地使用“科学”这个词。科学是什么？就是科举之学。科举是什么？就是分科举人，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分别来进行考试，分门别类地学习。后来，日本人就用“科学”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西方近代的科学就是一个分科之学。这是近代文明的一大进步。学科的分野——当然这个分野首先是科学和人文分开了——就出现了很多的专家。后来在自然科学内部越分越细，人文科学也是，后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又分开了。所以，我是赞成应该叫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者叫做人文社会科学。我们以往的习惯说法叫做哲学社会科学，这个用法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科学。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主体的科学，比如文、史、哲，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客体来研究的，像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这也是近代的一种学科分野，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近代以后，学科的分野越来越明显，这些学科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每个学科都建立了自己的学科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有正面就必然有反面，有好处也必然有坏处。这也就是章太炎曾经提出的俱分进化论，人类文明的进化就是好的和坏的、善的和恶的，都在进化，并非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学科的分野使得人类的文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现了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分割。英国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叫做斯洛——他不是美国记者斯洛，也不是访问毛泽东的那一位斯诺，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两种文化》。这本书讲的就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在工业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的西欧，尤其是英国，出现了严重的分野。斯洛本身是一个科学家，同时他对哲学、文学又有很深厚的关切，研究也取得了很高的水平，所以他是一个综合性的学者。而且他有切身体会，他有时候参加科学家的活动，有时候参加文学家的活动，他就发现这两种人都非常杰出，都有很高的智慧，但是他们互相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完全隔膜了。在伦敦的一条街的这一边是科学家的沙龙，而在街的另一边就是文学家的沙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但是这些人互不来往，因此斯洛感到非常遗憾。如果这两种人互相沟通、互动，一定可以碰撞出、融汇出更高的人类智慧。因为他说他自己是游走于这两个文化之间，才发现这两者其实都有很高的智慧，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问题，如果能够互相协调发展，互相沟通，一定可以创造出更大的智慧。而我自己大概也是游走于两者之间的人，当然相对于斯洛来说我是很肤浅的，我也是觉得这两种文化里面都包含有极高的智慧，应该互相沟通，这样才能够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健全的人类文明。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大的科学家，像李政道，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阐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科学与艺术是完全可以相通的，而且相通了以后，科学家可以从艺术当中得到很多启示，反过来艺术家也可以从科学当中得到许多启示。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方面得益于他早年乘坐贝格尔号巡洋舰做的全球旅行，看到了美洲、大洋洲、非洲之间生物的差异，在同一时间里生物在不同空间出现的情况，使他产生了一个时间的进化过程的概念，从而产生了生物进化论的观念。但是，他的进化论不仅仅得益于这一点。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闲着无事，看了一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了启发，他就想到了生物界充满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现象。可见，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启发，这是科学家从人文学者那里得到了启发；反过来，人文学者也可以从科学家那里得到启发，比如王国维先生，他的研究方法就有很多是从科学方法当中得到启发的，他用地下之实物来比照纸上之遗文，因为我们以前的研究方法，很多是依赖于书的，光看书上是怎么记载的，后来他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当然现在看来这已经是很普通了，但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种创造。这也是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当中得到的启发。所以，这两种文化应该协调发展，这是从学术研究方面而言。

同时，我们的整个民族，我们的整个人群，同样应该从这两种文化当中得到滋补，来形成我们健全的精神主体，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绝不仅仅是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建设很多的高楼，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当中，如果犯了很多大的错误的话，将来，这些物质上的成就也是难以长此以往地得到健全发展的，甚至可能会毁于一旦。

所以，两种文化的协调发展，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健全发展的一个基础，同时也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的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