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末，我国城市化水平为52.6%，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同时，我国城市化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同时，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之一。之后，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通过聚集效应，城市集中了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要素，规模不断扩张，产生了许多亟须解答的问题：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资源消耗、环境质量有何影响？多大的城市规模是最优的或适度的？关于这些问题，现有文献从经济效率角度，对最优或适度城市规模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国于2007年提出“两型社会”建设，并设立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么，多大的城市规模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本研究以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问题为主线，结合“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利用聚集效应、规模经济、系统工程等理论，借鉴城市经济学家巴顿的城市规模-成本收益曲线，着重进行三个关系和两个案例研究。

三个关系是：进一步完善资源消耗-城市规模、环境质量-城市规模两个理论模型，以此为基础建立“两型社会”-城市规模理论模型框架。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探究城市规模与资源消耗、城市规模与环境质量、城市规模与“两型社会”建设之间的经验关系，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两个案例是：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比较。从资源与环境、“两型社会”建设成效角度探讨最优或适度城市规模，是对现有理论的有益补充，将为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城市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政策建议。

全书分为绪论、理论探讨、统计分析、计量研究、结论与建议等主要内容。

第一，绪论部分。介绍了本研究的现实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研究框架和结构安排等。

第二，理论探讨。包括对已有文献的综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综合城市规模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资源消耗-城市规模、环境质量-城市规模、“两型社会”-城市规模三理论模型的构建等方面内容。

基于文献，在追溯“两型社会”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型社会”的内涵，构建了“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起点。

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是本研究的历史背景。借鉴历史经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平稳推进我国新型城市化，应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科学发展观，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要协调城乡关系，提升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分析了城市规模单一表征法（以城市非农人口表示）的缺陷，从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用地规模三个层面，构建了综合城市规模测度指标体系，是本研究创新点之一。

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城市人均资源消耗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是正N形曲线，城市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是倒N形曲线，“两型社会”建设指数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比较复杂，本研究简化为N形曲线。三理论模型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从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角度探讨城市规模，是本书的又一创新点。

第三，统计分析。包括我国城市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及用地规模的比较研究，“两型社会”建设成效的比较。统计分析构成了本研究的现实背景。

初步探讨了城市经济规模、用地规模的分类标准，是本书的另一创新点。

从全国范围及分区域角度，基于不同表征方法，探讨了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空间分布；并以1984年、1996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从时间维度，探讨、比较不同表征方法下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空间分布的演变及城市体系类型的演变。

基于“两型社会”综合指数，对两个综合改革试验区、不同区域范围的“两型社会”建设成效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对长株潭城市群更为显著，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基础较好；在区域空间上，“两型社会”建设成效由东向西呈递减趋势；在时间维度上，自“两型社会”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及四区域范围建设成效在持续下降。本研究涉及的5个城市群的“两型社会”建设效果好于四区域空间。

第四，计量研究。涉及生产力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三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等，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计量分析表明：“生产力水平是城市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的单向因果关系成立，生产力水平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指标将提高3.115个百分点。

以资源消耗-城市规模、环境质量-城市规模、“两型社会”-城市规模理论模型为基础，利用我国2007～2011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研究，得到关于全国及分区域的经验模型。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中，与城市人口规模（以非农人口表示）相比，综合城市规模指数能提高经验模型的拟合度和稳定性，显示出综合指数度量城市规模的优点；但因为综合城市规模指数是一无量纲数值，不能直接反映人们习以为常的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难以普及推广，其缺陷也显而易见。

第五，结论与建议。概述了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总结了本书的创新与不足之处及后续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