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科技迅猛发展，为解决人口膨胀导致的粮食短缺等问题提供了契机（张军，2015）。1995年，转基因作物正式成为农产品并用于交易。1999年，转基因作物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3.4%。到了2010年，全球已有29个国家允许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共有60个国家允许限制性进口一定的转基因食品。2015年，在美国出产的作物中，92%的水稻、94%的大豆和94%的棉花都是转基因作物（James，2011）。与此同时，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方面的顾虑也与日俱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议题。

在大众的认知中，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严重模糊性成为人们忧虑的源头。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是否有累积效应并随着摄入量的增加而提高其危害性？不同年龄段的人其免疫能力不一样，老年人的免疫能力比年轻人低，转基因食品是否首先对老年人产生威胁？如果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有代际传递的性质，那么我们今天的大量摄入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健康？上述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答，给转基因食品在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伴随着转基因食品的不断发展，学界和社会也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政府、学界和社会的各种发声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其中，政府的态度作为公共知识广为人知，但众说纷纭的争论难免使消费者心中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打上一个问号。就学界方面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时有生物学界学者指出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癌症等疾病。Séralini等（2012）曾撰文称，食用抗农达除草剂转基因玉米的老鼠有着更高的癌症发病率，但这篇文章后来因方法的严谨性等问题而被撤回。目前世界各国均使用实质性等同的概念作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指导思想。实质性等同最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根据该原则，若一种生物工程食品或成分与其相应的传统食品或成分基本相同，则可以认为其具有相同的安全性。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得到了转基因领域研究机构和人员的普遍认同（Kuiper et al.，2001）。Panchin和Tuzhikov（2017）以及Nicolia等（2014）追溯了过去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方面的研究，采用荟萃分析的方式，发现在科学实验中，转基因食品没有有害性方面的相关证据。世界毒理学学会根据实质性等同的原理，用大量的实验对比了现阶段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之间在营养价值、致病机理等方面的特性，发现现阶段转基因食品同传统食品之间在安全性上没有差别。但是他们也指出，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的方法和转基因作物的品种日益丰富，也将增加今后毒理性检测的工作量（Miller，2003）。众多科学家、科学团体以及政府机构都达成了明确的共识：目前使用转基因技术来改造农作物是安全有效的，而且将来转基因技术的使用应该坚持根据科学家的指导来执行。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目前尚未显示转基因食品批准生产国家的广大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对人体健康产生了任何不良影响”，国际科学理事会也明确提出“现有的转基因食品可以安全食用”。

现有经济学方面的文献大多赞同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就研究方法而言，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研究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Bredahl，2001；Baker，Burnham，2001）；二是从风险、政策等因素出发，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态度和消费行为，以及社会福利会发生何种变化（Artuso，2003）；三是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对消费者在转基因食品方面的边际支付倾向进行度量（Loureiro et al.，2005；Lusk et al.，2011）。当面对转基因食品时，消费者往往从最大化个人效用的角度切入，因此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选择问题可以抽象为经济学中的规划问题。社会层面也展开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激烈探讨。赵琳等（2011）通过对《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两大媒体中以转基因为主题的文章进行分析，发现《人民日报》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支持的，而《南方周末》大多持质疑或者否定的态度。在2010年两会期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争议达到了高潮：10名院士和百名学者对阵，各执一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生产进行争论，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在转基因食品这一问题上政府、科学家的公信力相对缺乏，转基因食品的相关问题具有其特殊性：对于消费者而言，转基因食品具有风险未知的特点。引发政府、科学家所公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信息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消费者维持原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传统；媒体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新闻炒作；消费者不愿意面对转基因食品的或有风险；人们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潜在风险的担心；等等（姜萍，2010；姜萍、王思明，2011；姜萍，2012）。在风险未知的情境下，简单地套用传统选择模型必然会使研究结论严重依赖于模型中假设的消费者行为模式，而忽略了消费者心中真正的权衡取舍过程。因此，系统地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取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想真正透彻地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行为，我们首先要构建一个能够刻画转基因食品这一特性的效用函数。在Chateauneuf等（2007）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NAC（Neo-additive Capacity）下的CEU（Choquet Expected Utility）效用函数分析体系，成功地在刻画消费者效用的同时考虑了风险和主观认知模糊性对模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