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或广义的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已是被谈论了近20年的话题了。现如今，无论是悲叹诗歌和诗人的文化弱势地位，或是一些诗人自觉庆幸因此可以不受干扰而安静地写作，两种态度都不足以准确地呈现当代诗人在试图建立诗歌与现实相关性过程中的焦虑。面对在文化公共领域内话语权的危机或诗歌社会功能的削弱，诗歌（人）需要重新寻求其与世界的联系方式。在中国内地，据说存在着可见与不可见（也一度以“地上/地下”或“体制内/外”称之）的两个诗界。一个是由在国家文化体制内供职的作家诗人们构成，在流通领域这个诗界归属于正式和公开的出版渠道；另一个是由自觉疏离于前一种诗人群体的写作者们构成，在流通领域不再积极朝向诗歌开放的当下，这些写作者们通常以自印诗集、内部发行诗刊等方式进行内部交流。对于依然关心诗歌的读者而言，无论可见度如何，后一个诗界都是更活跃和深具创造力的场所。这在2010年度，表现得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