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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星空下的深圳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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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学”。国学应该是怎样的概念?首先请景海峰先生跟我们大家来说说。

景海峰:如今谈论“国学”的非常多,社会上各种层面的人都在谈,从学校师生到一般的老百姓对国学都非常感兴趣,但对国学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从我们国家的现实语境来讲,大概是在1993年之后,才开始用到国学这个词。当然它不是一个新创的词,在清朝末年就有国学的说法,只是在1949年以后,因为特定的社会环境,就不用这个词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学这个词才重新流行起来。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概念,最早当推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篇”里面讲到,周代贵族教育有不同的等级和名称。最基层的就是“家有塾”,就是现在说的私塾。然后是“党有庠,术有序”,实际上周以前已有了“庠”“序”“校”三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的教育形式(“庠”原本是养老的地方,到了商代仍有养老的作用,同时也对年轻一代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庠”同时又是习射的地方。“序”不仅是习射,还有学习武舞,不仅要学习射箭的技术,还有学习“射礼”)。“庠”是从虞舜时代继承下来的,“序”和“校”则是夏代新增加的。然后说“国有学”,就是最高的国家教育机构,即名之为国学。到了汉代开始有太学,有科举,一直到清朝的末年,国家都设有国子监,是最高的教育机关。这种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延续了《礼记》里面“国有学”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又不是从这个意思讲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叫作国学。今天所讲的国学,这个特定的背景,我想可以分成三种形态或三个时期来讲。

实际上在古代,并不把中国本身的这些学问叫作国学。那么什么时候才有意地把有关中国的学问叫作国学呢?是在清朝的末年。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从西方传来了各种各样的新知识,是谓西学,也叫作新学,而且西学的势头很盛,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才开始有了所谓国学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国学明显是对应着西学来讲的,如果没有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和压迫,就不会有国学这个概念的出场。所以第一种形态或者第一个时代,就是对应着西学来讲的。当时的学者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国粹”,它象征了刚开始我们对西方有一种拒斥的心理,比如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是明显排斥和反对西方的。后来提出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可以拿来用,但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要保留,所以叫“中体西用”。再后来西方传过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包括西方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人们也都开始接受。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对中国传统给予彻底否定的危机。有些学者强调,中国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我们应该保留下来,这些内容就叫作“国粹”。当时有一个杂志非常有名,叫《国粹学报》,集合了一批著名的学者,他们全力推动、弘扬中国所谓的国粹之学,保国、保种、保文化。这就是现在所讲的国学最初出现的背景。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国学,等于是打着国粹的旗号出场的,它与西方文化有着某种对抗性,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它好的一面,我们要想办法保存它。

“五四”之后,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人们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有很激烈的批判,认为中国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全盘抛弃掉。在这个情况下,所谓国学,或者说中国一些有独特价值和形态的东西,也很难再保留了。于是国学便进入到第二个形态,就是所谓的“国故”,主要是指过去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材料、典籍等,我们要用现代的方法去整理它。过去经常说的一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都要想办法保留和继承,这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对象,而同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这些很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典籍我们要整理它,要进行学理上的研究。所以国故这个概念,实际上已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过去的东西或者是死的形态,跟当下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它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大学者胡适曾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就是“整理国故”,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很多大学都办了国学研究的机构,最有名的有四家:清华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学所、齐鲁国学所、燕京国学所,这些大学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学校。这些机构里的学者,都在做着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但是这个国学,基本上是书斋化的,或者已经是材料化的学问,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跟社会现实也没有关系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谈不到。第二种形态的国学,也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变成了现代的研究方式,有关的知识和材料划分到各种专业里面,像哲学、历史学、文学等。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学,可以说是第三个时期或第三种形态的国学,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变化,人们的思想在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在改变,国学现在逐渐有变成中国文化有生命力的主体的趋势。这个新形态的国学,它必须要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这种形态的国学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才刚刚开始。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要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去发展这个国学,如何把国学从学者的书斋里面、从古代典籍整理的状态,引入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同我们的生活实际能够结合起来,变成新的、活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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