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校工作将近20年，2000年的时候我从华东师范大学调任教育部工作，所以到了这个场合觉得非常亲切，教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占据了我生命最长的历程，从大学到教育行政部门，不论是我个人经历的学术生活，还是参与国家重大学术研究任务，这其中确实是有很多体会和感受，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北京交大的同仁、朋友做一个交流，我也觉得很高兴。

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青年学者的使命，讲得更准确一点，就是青年学者的学术使命。青年人的使命很大，我想这里主要是讲学术使命。北京交通大学是理工科色彩很重的一所大学，承担了我们国家很多的重大交通建设任务，是一所发挥重大作用的学校。文科可能不是我们最突出、最具有优势的学科，但是又非常有特色，我是一个搞教育学研究的，我的研究感受和体会，与我们学科研究之间的联系可能不是那么强，我还是从我自己的专业谈我的感受，看看能否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借鉴。

中国的学术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学术繁荣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每年出版图书25万～30万部，发表的学术论文上百万篇，从发表在世界比较知名的学术杂志的论文数量来看，我们现在居全世界第二位，但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我们在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文章质量的提高没有数量增加得那么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很繁荣，但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还不多，据研究分析表明，我们在国际比较著名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有35%从来没有被别人引用过，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是比较遗憾的。我们看一个学术论文的质量，主要是看它的引用量。从我本身的教育学学科来说，有次我接待了一位德国客人，熟悉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自己的感想，他说，中国的教育研究在他心目当中没有什么太多有启发的地方。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但这个话对我来说伤害很大。我希望这个现象仅仅出现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其他学科领域里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其他学科恐怕也不特别乐观。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国家水准，要有国际视野，要能够创作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作品，我觉得我们青年学者在提升学术研究质量，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方面，应该承担更大的使命。要真正能够让中华学术对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对文化的引领，对提高民族的素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怎样体现和完成学术使命呢？我想讲四个字：德、识、才、学，对青年人来说，我们要同时关注和提高他们的德、识、才、学。

德，什么是学术之德？怎么样来看待学术之德？主要有四心，一是敬畏之心，二是公益之心，三是诚实之心，四是协作之心。

一是要有敬畏，对学术要有敬畏，对学术有敬畏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在很多人对学术没有一种终结性追求心态，而是过于把它看成是一种工具，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敲门砖。有没有敬畏之心？对能否追求高标准、高水准的学术成就关系极大。我带研究生、博士生很多年，我到了教育部以后就不带了，我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但是我选择了不带。选择不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一件事情对我伤害很大，促使我下定决心不再带研究生，是什么事情呢？，按照论文规定的提交时间，我的一个学生该提交他的论文了，比如说4月30日是截止日期，从3月我就在问他，你的论文情况怎么样，他说快好了，快好了；到了4月，还剩一个月，他还不交给我看，总说快好了、快好了。我在北京每天给他打电话：你这个论文怎么还不交，我还没看呢？他说还差一点就完成。大概到了4月二十几号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交给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另外一个学生交流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学生说，论文不能早交给袁老师，否则袁老师肯定叫他改，到最后一天交，已经没有时间修改了，袁老师只能让我过，即便提出意见，改一改就行了。类似的事情据说还有一点点普遍性，可能没有这么恶劣，但是类似的情况是有的。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总是想办法找老师，把写出来的东西请他看，反复求他抽时间帮我提提意见，帮我修改，我可以再把它完善一点。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我要求他，请他让我来提意见，没有学术的敬畏之感，关键就是觉得，写论文无非就是为了毕业证书，为了文凭，学术已经成了一种工具，成了一种手段。在这样的心态下，要想有高水平的学术追求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要有学术的敬畏之心，要把学术看成自己的生命价值，是生命价值的组成部分，我们才能有高标准、严要求，同样的，自己才能够得到发展。有人对论文开题、答辩不太在意，我反复跟我的学生说，现在的导师帮你组织那么多的教授帮你会诊，给你提意见，这是作为教师的职责所在，你毕业了之后，再想找四五个教授帮你会诊提问题，根本不可能，这么好的机会不利用，一心想着怎么样把论文答辩和开题糊弄过去，一开始就决定了成绩的高低。

二是公益之心，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很高的情怀。中国古人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是一种以承担天下道义为己任的情怀，西方也有很多相关感人的故事。像希腊神话中的神，为了为人类盗取火种，承受了最严酷的惩罚，这个火种是什么呢？这个火种就是真理。马克思把追求真理作为他最崇高的使命，而且他相信，真理的大门是通向地狱的，用这样至高无上的公益之心，为社会、为人类贡献真知灼见的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在很多问题上都会产生摇摆、徘徊，或者说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你有一种大义的时候，处理很多问题时，你就会显得很大气，你就能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

三是诚实之心，即学术诚信，学术诚信是社会一切诚信的基础，或者说是最低标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学术没有诚信了，这个国家就没有诚信了。因为学术是以诚信为它的基本前提，我们搞数据，讲事实，说道理，不服从事实，还能做什么研究，还能有什么真知灼见，没有的！保持诚实之心是要有学术规范的。

举一个教育上比较失败的例子，严格讲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丑闻。这件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当时很多媒体撰文，要求缩短学制，要缩短小学学制、中学学制，说的人多了，教育部党组就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到底要不要缩短学制的问题。学制要缩短，为什么要缩短呢？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符合人的身心发展特征，现代人的身心发展快了，应该缩短学习的时间，第二个理由，这是一个国际趋势，国际上学制有缩短的趋势，因此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个倾向。当时教育部就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因为学制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否缩短学制是件很大的事情。这个小组的组长授命于这个任务之后，他思路很清楚，先研究第一个问题——国际上有没有缩短学制的趋势？他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全部找来，有100多篇主张学制缩短的论文。然后他就查，这些诉求论文的根据在哪里？然后他就发现，这100多篇论文中，有70多篇的观点没有任何注明和出处，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没有出处，没有材料证明国际教育学制在缩短，其余30多篇你引用我的，我引用你的，引到最后发现都出自一篇文章——当前国际教育发展的十大趋势。组长就打电话找到这个作者，他说拜读了你关于国际教育发展的十大趋势的大作，这个趋势最后一条是学制缩短，但我没有看明白，能否赐教于我，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一点，给我提供更多的论证。这个学者是某某大学的年轻学者，刚从国外回来不久，通过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感受，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前九大趋势都是有出处、有根据的，论文写到最后，他觉得中国人比较喜欢10，所以就搞了个十大趋势，第十大从哪儿来呢？拍脑袋，好像听说过学制缩短，既没有好好论证，也没有查材料，就写上去了。没想到这话说出去之后，大家你转引我，我转引你，一时间变成了一种思潮。现在搞清楚了，所有这些文章出处就是这么一个心血来潮、没有论证的根据，学术研究到这样的份儿上！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从研究的方法来说，也不是复杂的事：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30年学制变化的情况统计一下就可以了。后来他找了不同发展水平和大洲的40个国家，发现其中38个国家近20多年学制没有发生变化，1个国家学制缩短了，还有1个国家学制延长了，这就是事实。他根据这么一个事实给教育部写了一个报告，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了。学术规范，最理想的是我们要有第一手资料，这是我们做学术的基本规范。如果不是你自己的发现，就必须注明出处。可以说，学术基本规范在绝大部分学者那里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是80年代的事，现在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尽管发生很大的变化，类似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我在写论文、写书的时候，当然需要参考大量的文献，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引用文章中寻求新的认识，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可能什么书都看，往往是看别人论文的时候，从他的论文中得到其他的引用，再看其他的书。我看论文，会将他引用的论文资料找来，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至少50%的引用是不准确的，根据注明的出处根本找不到相关引文的占很大的比例。要讲学术之德，必须要有诚实之心。

四是要讲协作。现在是知识、学科、研究方法高速发展的社会，很多问题会牵扯到多个学科领域，我们一个人单枪匹马干，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特征，全世界重大的科研成果，很少是一两个人做出来的，都是一个团队做出来的。工科团队工作的方法、组织形态和研究方法，对于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说，非常值得借鉴：要有合作的精神，合作的方法，这样才能产生出应对复杂问题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字，德。

二是识，识别判断，识就是判断，中国人这四个字奇妙无穷，识是什么东西呢？在我看来也是四个方面要求：一是把握问题，二是把握趋势，三是把握程度，四是把握条件。

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产生学术的成果。我带研究生的时候，反复跟同学们说，我给你问题也可以，你们自己找问题也可以，但是我最希望的是自己找问题，不要问我你该做什么研究，该研究什么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没有不能研究的问题，什么都能研究，就看你怎么研究。非常遗憾的是，经常到了二年级甚至是三年级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问袁老师我该做什么研究。生活和学术领域当中有那么多问题存在，但却找不着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发现不了那些具有长远性、前瞻性的问题。我们要善于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新的问题。比如，马寅初先生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当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国家人力资源不足，强调要大力增加人口，鼓励生育的时候，他指出如果人口没有节制，不进行计划生育将会出问题，他用数学模型计算出人口一代代几何增长的过程，对粮食、水资源的消耗，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住房、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匹配保障，以及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关系，据此，他写出中国应该计划生育的报告。根据我国的资源承载能力，他计算出我们人口大概在6亿～7亿之间比较合适，超过6亿～7亿的时候，粮食和水资源、交通会跟不上，马寅初还算出从什么时候应该开始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什么样的模式。5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人口资源极度紧缺，当时是大力鼓励生育，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似乎不合时宜，因而非常遗憾，我们没有接受他的观点。错过正确的学术观点，我们现在还要为之付出代价，十八大期间，很多人讨论人口问题，提出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必须要调整，但又不敢调整。必须要调整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年轻的人口红利已经差不多用完了；还不敢调整，是因为我们现在有13亿人，我们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将人口规模控制在15亿人以内，20多年的计划生育，使我们少生了3.5亿人，现在面临很痛苦的抉择，到底是要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适当地放开，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都有，也很有道理。谁能够正确把握这么一个前瞻性的问题，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再如罗马俱乐部，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闻名遐迩，他们曾经出版过一本对全世界影响重大的书，书名是《增长的极限》。内容大概是，按照全世界目前人口数量和资源储存量，预计到2020年，人类的能源基本上会消耗殆尽，这是根据当时人们探寻的能源总量和生产能力得出的一个计算结果。后来我们开发出很多新的能源矿藏和，所以到2020年，能源并没有枯竭。但是，《增长的极限》这本书促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开发绿色能源观点的出现，也从根本上挑战了以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像这样重大的科研成果，都是在问题中找到的，首先要把握问题，找到了好的问题，研究就成功了一半；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问题，或者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还盲目地在那里拼命做，做到最后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此我和我的学生交流论文时，他们喜欢向我报告写了几万字，我说，我对你写多少字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有什么想法，最好一句话告诉我，针对某一个问题得出什么样的想法，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论文写完了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第二，要把握趋势，发展是什么样的走向，应该是什么样的趋向。比如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我们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教育也出现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这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呢？如果说收入差距太大，加大税收行不行？很多人把这个问题想得很简单：增加税收，把高工资减下来，把低工资提上来，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收入差异小到一定程度，创新的思想、科学技术发现、具有活力的竞争就都没有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大量创新人才流失，为什么？上次我到北欧的时候，他们算了一下，如果赚的钱超过500万，基本上不用再干事了，再干事也没有什么个人收益了，我就赚这么多钱，就不再干了。这样一来，社会缺乏活力，发展的步伐也将变得缓慢。怎样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发展趋势，这是需要我们把握的。

再比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关心过，或者听说过农村的学校布局调整这个问题。农村学校撤并，撤并太多，导致农村孩子上学上不起，走路太远，因此不要再撤并了，甚至有人提出来要把以前的小学恢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农村学校撤并，把教学点变成小的学校，把小的学校变成大的学校对不对？这是一个趋势的问题。整个趋势错了，还是调整过程当中犯了简单化、急躁化的毛病，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要让每个人家门口有学校，势必要建很多学校。我们国家有60万个行政村，120万个自然村，如果说每个行政村有一所小学的话，得60万所；如果有若干个自然村也有小学的话，可能要七八十万所，80年代的时候就是七八十万所小学，但是，那个时候的学校是什么样呢？一个学校三四个人、五六个人、七八个人，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教三、四个年级，什么东西都是他教，不要说音乐、美术、外语开不出来，就是数理化也开不全，一个人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本事？要让教学质量得到基本保障，就要开足所有的课程，数理化、音乐、美术、外语都要开出来，要有一定的教师，有一定的教师就要有一定的学生，没有学生怎么可能有教师呢？我们国家规定师生比是1：18，18个学生配一个教师，现在连18个学生都没有，怎么可能配那么多教师呢。我曾经算过一笔账，一个学校要满足基本课程必须有350个学生，没有350个学生，这个学校就不可能保证质量，这就需要进行相对的撤并，撤并到什么样的程度比较合适，这就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趋势之间寻求适当的研究的点。

第三，要把握程度。搞研究，识，判断很多事情是度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说是还是非，是好还是坏。比如说交通拥挤，有人提出来每个星期限号还不够，最好搞成单双号，单双号实行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每个人的心态是什么？人的承受能力是什么？如果实行单双号的话，一天有车，一天没有车，将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很多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于度的把握。

我们现在讲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通过缩小教育差距为每个人提供好的教育，这是我们的理想。两年前，我们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公平作为今后教育重大的战略要点，在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有三种观点：一种是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另一种观点是教育公平的关键是过程公平；还有一种观点，只有结果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机会公平就是保证在规则和权利上大家是平等的，不因家庭经济、性别、年龄、民族等任何因素剥夺你的权利；过程公平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享受的资源、信息、教育应该是一样的；而结果公平就是说，不管先天条件如何，不管客观状况如何，结果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成绩，在这个问题上也讨论了很长时间，有人提出，在中国目前还做不到结果公平。因为结果公平的实现不光是投入的问题，还牵扯到先天的条件和努力程度，牵扯到其他因素。要不要过程公平呢？过程公平是需要的，但是过程公平和机会公平在当下的中国谁是重点？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觉得，过程公平虽然这个概念响亮，实际上现在是做不到的，作为国家战略，要优先保证做到机会公平，所以《纲要》里面写的是机会公平是关键，这就是在中国各种利益诉求情况下，协调它，平衡它，让大家或者说让绝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接受，这是度的把握，往往也是一篇优秀的研究成果最主要的标志，光追求事情的理想结果，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从纯粹的学者到政策制定者，到现在主要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我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学者研究往往是理想主义的，喜欢说目标性、理想性的话，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作为决策者来说，能做得到吗？第二就是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观念，这之间的交锋是非常尖锐的。政策出台的时候，往往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满意，很少有一个政策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什么原因，就是利益诉求妥协的结果。政策没有最好，只有在比较若干个方案当中选择相对比较理想的而已，这是学术性研究和政策研究最大的差别。

第四，是把握条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该干，对的，没问题，方向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什么时候干？干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就是把握判断力的问题。我们要搞研究，研究报告越是能够影响这个社会，越是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一定是可行的。而可行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把握条件和可能、可行性。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这次规划纲要制定过程当中，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很多人关心学前教育，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我们的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怎么加快？《纲要》颁布之后，很多人建言献策，有8000多条关于学前教育的建议，其中有4000多条建议把学前教育变成义务教育，民间有这么强的诉求，中央不得不重视，不得不研究。我们研究这些意见中说的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是什么含义，研究后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这两个概念是不清楚的，很多人认为义务教育的含义是说学前教育要免费。我们要清楚的是，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不是一个概念，义务教育第一是要免费，第二是强迫性，所谓强迫性，家长有义务送孩子去上学，如果不送就是违法，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必须把孩子送去上学。学前教育是否也要变成强迫性的教育呢？我们查阅全世界各个国家能够找到的法律条文，很少有国家把学前教育搞成义务教育的，虽然很多国家给学前教育提供非常优裕的条件，一个孩子上幼儿园，欧洲很多国家补贴3000～5000欧元，不上也给你，上幼儿园是可以的，不上幼儿园也是可以的，只要有良好的教育就可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很多人说，义务教育其实是免费教育，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学前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的毛入学率是50.2%，如果说要扩大1倍，因为义务教育要100%，我们要增加100万名教师，更重要的是增加多少个学校，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根本不可能实现。后来我们就说，我们要加快学前教育发展，加快实行免费的学前教育，没有说义务教育。把这个问题专门说清楚了，这就是很多文科研究要提供的条件分析。

三是才，才就是方法。从文科来说，有三个方法：思维方法、研究方法、表达方法。要研究，首先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当中，我们搞文科的同志都知道，中国最早的时候有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孔夫子老的时候，开始修史，写了一部春秋，把200多年的春秋变成一部历史，但是修史始终坚持的原则是，要客观，要事实，要讲这个国家真实的事情，不能造假。为什么像《春秋》这样的书依然有价值，因为它讲的都是史实，从其他材料旁证，从出土文物验证，但是孔夫子并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的，他要借古讽今，在于他选择什么样的事情记叙，记叙时采用怎样的排序，他想要说国家的治理结构好，他就说这一年他们推行了什么制度，这一年的年末就大丰收，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事实发生了，年底粮食大丰收是事实，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不知道，我就记录这两件事。反过来，记到另外一个国家，这里推行了一个新政，在他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年底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新政和大地震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我也没说，我记载了，事情都是事实，怎么样看你就去想吧，这就是春秋笔法，这是一种思维方法，也牵扯到研究方法，说起来这也是中国人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传统。

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不管是借古讽今也好，五注六经也好，我强调两条理论联系实际。第一条是一定要从现实当中产生问题，把现实的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从理论阐述回到实践当中，对实践产生指导性的意见；第二条是采取拿来主义，什么叫拿来主义呢？我们要有开阔的胸怀，广阔的视野，要对外开放，学习一切先进文明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崇洋媚外，现在这个问题还是蛮严重的。我们在学习外国人的观点和学术的时候，好像把正确当成了前提，人为这个东西是好的，引用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但这就错了，我们的大脑不能变成外国学术思想的跑马场，我们对他们的东西借用参考都是好的，但是要坚持拿来主义，排斥拒绝是错误的，简单的照搬照抄更是错误的，在文科研究当中，这两种倾向都要坚决反对。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各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为文科研究要强调三点。第一要坚持比较研究，要有正确的比较研究。大家都会用比较，比较当然是必需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有比较才有判断，才有鉴别。但是怎么比较？在比较方法当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有选择性的比较。举例来说，我们很多人比较中国教师的工资、工作量和教师的权力这三个问题，我们希望是什么样呢？我们希望教师的工作量很小，希望教师工资很高，希望教师权力很大，怎么比较呢？我们讲教师工资时，与韩国和香港比，韩国和香港的老师工资确实高，比美国和欧洲都要高；我们讲教师工作量的时候，与德国和意大利比，他们教师的工作量是一个星期十几节课，很轻松；讲自由权力的时候，我们拿美国比，美国的教师有多大的权力，可以自主招生等。比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教师工资待遇低，工作量大，自由权力小。不要拿三个国家比一个国家，就拿韩国来比较一下，韩国的教师工资是很高的，韩国教师工作量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小学教师每周要上38节课。很多人写文章，看上去气势宏大，英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德国怎么样，讲这个事情用法国的例子，讲那个事情用德国的例子，讲到最后根本没办法干活，把人家最好最亮的东西拿过来跟自己比较，我最后怎么办呢？我没法活了。所以要有正确的比较方法。

第二要有实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信息时代，要有数据和事实，没有数据，事实很难成立。我们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要学会收集和分析数据。再一个就是要量化，用量化的手段和方法处理社会问题，否则很难有准确的度。《纲要》讲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4.5%提高到2020年的40%，初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一片哗然，很多人，包括很多院士、大学校长猛批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10%，大家知道，我们的在校生400多万，每年招收学生100万，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在校生已经增长到3300万，这就是中国高校大扩招，连续11年，差不多翻了10倍。在翻10倍的过程当中，高等教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遭遇了很多一时解决不了的困难，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这也是事实，不能否定的。从不到10%增长到24.5%，也就是说，在如此扩招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增长14.5%。所以，当看到《纲要》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从24.5%提高到40%，我们已经这般扩招，难道还要来一次“教育大跃进”吗？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要再建500所万人大学，这就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非常充分的准备。从24.5%提高到40%，无非是两点，一是有没有必要？二是有无可能？先回答第一点，有没有必要？2006年，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是26%，OECD国家的平均毛入学率是46%，这是2006年的数据。我们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要建立人才强国，如果到20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处于很低的水平，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所以我们认为必须要继续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到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实在不算高，人家2006年都已经46%了。关键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而且比较轻松。为什么我们敢这样说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或者说没有仔细想过，就是我们人口的变化。

2010年的时候，从18岁到22岁适龄人口是1.27亿，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到2020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会下降到8600万，因此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就按照现在的高等教育规模，到2020年的时候，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自然增长到35%，在未来10年中，每年只需要增加0.5个百分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超过40%，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就会超过40%，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后，谁都没有意见了。没有这一串数据，就跟人家讨论，讲道理，根本讲不过去，几组数据放在那儿，谁也没话说，中央领导也放心了，这件事情可以不用担心。所以一定要有数据和量化的指标。

还有一个表达方法的问题。我们的才华经常体现在表达上，书面也好、口头也好，都是需要表达的。作为研究成果，我们主要是通过书面表达，我们的表达语系有三种，一种为学术性话语，一种是政治性话语，一种为群众性话语或者百姓的话语。我们搞学术研究，在很多时候，学术论文写得很好，但是很多人看不懂，只有非常专业的小圈子的人才看得明白，而这些论文有时候对我们的政策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的时候对老百姓提升素质、扩大视野、提高认识水平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人看到，非常可惜！不同的人需要有不同的话语，这就是我们搞学术研究的人要真正以读者为本位，替读者着想，扩大学术影响，很多学者认为：我已经认识明白了，我已经写好了，我已经发表了，看不看是你的事，用不用是你的事，这种想法实际上不符合儒家的精神。儒家的精神是说，要像孔夫子那样坚忍不拔，不改其治，周游列国，说服你、劝导你、让你接受我的观点，我们作为现代的学者，同样要有这种精神，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表达方式。作为严肃的学术论文，作为严格的学术刊物我们可以用学术话语；但当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政策性建议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政策性语言；当我们需要广泛传播、普及群众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老百姓的话语。三种语系说起来很有意思，但不论怎样，三种语系的共同特点是有思想方法，我这里想说的是一种立场。在这个地方，可能也有一些属于语言方法的问题，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思想方法和立场的问题。

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在做学术演讲，讲完之后，有个学生就问他，怎么能够把学问做好？这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你要学会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得越复杂越好，把大家都懂的问题说得大家不懂，你这就有学问了，这是他在公开场合公开宣传的观点，所以我就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思想方法和立场问题，你真正想干什么？实际上，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很容易明白。做学问有四种境界，或者说表达有四种境界，一种就是深入浅出，这是最高的境界。你看那些大家，包括像马寅初，找来他的文章看看，都是浅显直白的，把《毛泽东选集》拿来看看，那么深刻的思想，那么宏大的战略，哪篇文章不是生动可读的？第一个境界是深入浅出；第二个境界是浅入浅出，道理不深奥，但是说得也很明白；第三个境界是深入深出，有道理就几个人看得懂，最糟糕就是浅入而深出，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却说得让人看不懂，现在有很多的文章，需要耐下心看，咬紧牙关看，看到最后还是不知道在说什么，如果一篇文章让你看不明白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敢说100%，我敢说99%，一定是这个作者没有写明白，这个作者之所以没有写明白，是因为他没有搞明白，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凡是你看不明白的文章，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他的文章有问题，看不明白的文章就别看了，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忠告。我也希望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不要写让人家看不明白的文章，有多少道理讲多少道理，讲到让人家明白。

最后一个字是学，德、识、才、学，学在四个字当中是最不重要的，我们现在用得最多，花时间最多就是在学上，就是在知识积累上，学问再多，能否用得出来，能否为这个社会作贡献？这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很多人是有学问的，但是用不出来，这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有很多人没有真正太多的学问，但每学一点点便发挥到极致，我有10分学问，我能发挥到12分，那就是了不起的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就是小学没有毕业，有人就得出教育不重要的错误结论。通过莫言这件事情，我们关于教育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教向学转变。莫言没有受过很多正规的教育，但他学而不倦、学而不厌，看看他的书单，你就知道，他不是没学问，他不是不学习的。

学问最重要的是融会贯通，做学问首先要有广度，作为教育学研究生，奉劝各位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看教育学学科的书，看教育学以外的学科，哲学、政治学、法学、史学和统计学、社会学，不要再看教育学的书，等到把那些书看一遍以后再讨论教育的问题，知识是触类旁通的，如果3年下来就看自己学科那几本书，不可能做大学问，真正有学问的人，哪个不是阅读量非常广泛？

第二，要有深度。什么叫有深度，对所读的东西进行反思和判断，一本书什么时候算是读完了，一本书读完不是读到这本书最后一页，而是当你读到了跟这本书相反观点的时候，你才算读完了这本书，如果没有读到跟这本书观念相反的书和观点，这本书还没有读完，对学问有自己的理解，放到自己的思想库里边，才有深度，才叫你的学问。

第三，有新鲜度或者保鲜度，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现在知识发展很快，如果不更新自己的知识，拿过去学过的东西理解现在的社会，经常会犯错误，经常会碰壁的。实际上，很多知识、概念、数据都在变化。比如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调研报告后大吃一惊，如果说我不看这个东西的话我根本想不到，我是搞教育研究的人，我必须要研究现在学生的生活状态，学生现在在想什么，在思考什么，需要什么，现在的中学生基本上不看报纸，也很少看电视，主要通过网络，81%的信息是通过网络获得的。虽然我也知道这个变化，但是有如此之高的比例，是我想象不到的，这对我们搞教育的人来说太重要了，你想要宣传你的理念，你的主张，报纸、书刊、电视弄了半天，人家根本不看，你折腾什么？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让我很震撼。11月11日是“光棍”节，24小时之内网上销售额是191亿元，这是极恐怖的数字，191亿元的东西堆在一起是什么样？如果你在研究中不注意这些问题的话，还是按照10年、20年前的方式想问题，是没有办法进行了。每个人的能力、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结构，显示自己的优点和特点。我们将来不一定搞研究，不管你是做公务员、企业家，或是销售员，要让人想到，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找你，这就是你的优势和特点。提到某个领域，他比较在行，这是他的优势，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结构性的优势，结构性的优势是在我们的性格、认知结构和自身条件基础上形成的。大家看过福尔摩斯吗？有个人闲来无事，突然琢磨起福尔摩斯，他觉得福尔摩斯几乎无所不能，他到底是什么知识结构呢？这个人按照学科分类列了一张表，结果大跌眼镜，因为他突然发现福尔摩斯是个极其无知的人，在很多领域上，福尔摩斯的知识几乎都是空白的，而他侦破案件相关的所有领域他都达到精深的程度。于是，这个人做了一张表格，拿去问福尔摩斯：你有那么多的知识空白，怎么能够有那么好的判断力和破获能力呢？福尔摩斯说很有道理，只是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福尔摩斯让那个人打开他身后的酒柜，里边乱七八糟，福尔摩斯告诉那个人，第三格第三行是什么酒，拿出来一看果真就是那个酒，对那个人来说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福尔摩斯清楚，他需要他的东西在那里，这就是福尔摩斯的知识结构。这个故事让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精力、能力、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知识不仅要有广度和深度，我们还需要有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样的话无论做学术和从事职业，以及在其他社会生活中，都能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自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同时也会为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今天利用这样一个时间，提出德、识、才、学四个字来跟大家讨论，希望我们从每一步做起，承担宏大的学术使命，希望和大家共勉，我的发言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