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决定性阶段、关键性阶段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虽然它也是每五年一次的例行代表大会，但是这次代表大会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在我们国家面临的具有严峻挑战性的新形势下召开的。这个新形势最显著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美国把它的驻军从欧洲移到了亚太并以此作为重点。尽管美国口头上说这“不是针对中国”，也“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但是全世界都清楚，它就是为了防范中国，因为中国近年发展太快、太强了，美国感觉到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会影响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从国内来看，我们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些年来，我们各方面发展得非常快，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多，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积累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好又快发展，确实需要我们有新的思路。

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就是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我们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其中有一些重要的理论亮点，是我们学习十八大精神应该深入、着重领会的。

最大的理论亮点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十八大报告中有这样几句话，“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个说法不是新的，以前就有。又讲“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个说法也不是新的，以前也有。但是接下来的几句则是一种新的概括，讲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这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是需要有个过程的，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这一认识达到了新水平。然后又讲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就把科学发展观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去考察，给予其历史定位。最重要的历史定位是强调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什么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如此之高？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

毫无疑问，我们的发展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国际上谈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往往要用到一个系数——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在0.3～0.4是允许的范围，如果超过了0.4，就意味着超过警戒线了。我们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我国十年来的基尼系数。其中，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自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连续回落。尽管是连续回落，但仍然远远地超过了警戒线，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一些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不同阶层的人上访，一些地方干群矛盾突出。虽然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但是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收入差距拉大了，一些人心里感到不平衡，因此只要是针对政府的事件，这些人可能就要跟着参与，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一个代价。

第二个代价就是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1984年，我们的城乡差距比是1.7：1，到2000年，这个差距就扩大到了3.2：1，近几年，即使是十八大的官方数据，也是3：1，这说明经过12年的努力，从总体上看，城乡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不利于城乡功能协调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影响如此之大，但是中国所受的冲击却最小，应对得最好，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内需大，中国人多，总的购买力很大。但是我们退一步想，假如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上去，购买力必然缩小，内需必然缩减，当然不利于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就业压力加大的问题，我们每年都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生，还有硕士生、博士生，感到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甚至一个岗位有上千人去竞争。当然这种矛盾的出现，一方面由于是双向选择，毕业生要找单位，单位要选毕业生，在这个双向选择中价值取向的不同往往使一些人不容易找到单位，并不是他本人不行，而是他要找比较好的单位，要求比较高。但另一方面，特别是我们的农村，有1.2亿～1.5亿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曾经被戏称为“三无”农民，种地无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当然近些年来我们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加强了“三农”工作，有很大的改观，比如免除农业税、牧业税、渔业税、农业特产税等，农民子女上小学可以免除学费，有些地方还搞了医保、社保。但政策是一回事，政策落实到位又是一回事，而且很多时候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我们国家发展还不平衡，许多地方还是非常困难，特别是有这么多处于失业、半失业的人口，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还有党内腐败的问题，我们有时会在网上看到腐败官员被曝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但腐败案件还是有。还有社会风气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更为严重突出的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我们国家七大水系，有一半以上的河道处于被污染状态，我们国家的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超过环保标准68%，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也是世界第一，超过环保允许程度77%。二氧化碳排放量2010年还仅次于美国，2011年已经超过美国了。最近有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以3%的速度在增长，这其中，中国碳排放量居十大主要排放国家的首位，所以我们有2/3的国土面临着酸雨的危险，有90%的天然草场在退化。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过去经常得到人们的赞美，说“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阵风吹来了，高高的绿草弯下了腰，露出里面的牛羊，很美。可是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的地方不用风吹就露出地皮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有一个呼伦湖，我第一次看到它感到很震撼，没想到祖国的北疆有那么大一片清净的湖水，一望无边。但是今年再去看，湖水大面积缩减，看过的人肯定会感到非常惋惜。还有云南的滇池，过去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澈美丽的湖泊，现在污染到什么程度呢？国家投入了30亿元，也没有彻底得到治理。我国土地的沙漠化现象依然很严重，我前些年到甘肃去，从兰州下飞机到市里去，路两旁的山是光秃秃的，什么都不长。近几年去稍微好一些，路两旁的山上种了树、草，但是每成活一棵树需要上千元的成本，因为需要把黄河水抽上来喷浇。即使是现在，越过路两旁的山再往远处看，很多山连山，还都是光秃秃的。有一次我从兰州坐飞机到敦煌去，路过河西走廊，往下一看，真是千里戈壁，寸草不生，像世界末日一样。敦煌是个绿洲，但敦煌周围全是大沙漠。敦煌附近有个“土堆”，叫敦敦烽，据说是个烽火台的遗址，在它前面是一片大沙漠，远远地可以看到祁连山的雪峰。这个大沙漠有一个名字，叫古董台，因为从这个地方挖下去，可以挖出铁器、铜器、陶器、古钱币，怎么能挖这么多古董？原来过去那里是一座城，什么城？唐朝时有位杰出的诗人叫王维，他有很著名的两句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地就是阳关，现在已经在沙漠之下。

从那里再往西南走，就会来到世界第二大沙漠，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被称为“死亡之海”，沙漠的边缘上坐落着塔里木大学，该校的西域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证明了人类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中国的中原文明最早在这里交会。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古希腊人、古埃及人、古印度人，还有我们的老祖宗，怎么这么愚蠢呢？怎么到死亡之海去交会？这只能说明，过去那里不是死亡之海。而且考古证明，那里正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位。现在要问，从兰州到敦煌，再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一线为什么沙漠化如此严重？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喜马拉雅山是条年轻的山脉，越长越高，逐渐挡住了印度洋的雨水，所以这一带越来越干旱。可是当我们从兰州到甘南，再到川西、青海、藏北，你会发现越往南走，越接近喜马拉雅山，在平原和一些起伏的地方，植被越来越好，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些专家学者提出的观点产生怀疑。如果说是因为喜马拉雅山逐渐长高，挡住了印度洋的雨水，那么首先受害的应该是甘南、川西、青海、藏北，而不应该是兰州这一线，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气候变迁等原因，但是也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不懂科学发展观。我们的老祖宗过度地开发、过度地放牧、过度地耕种、过度地挖掘，年久了，把土质表层破坏了，导致沙漠化越来越严重了。比如甘肃天水，是我们中华人文氏族伏羲氏的发祥地，假如过去那一带生存环境就是如此恶劣，我们的老祖宗怎么繁衍、怎么发展、怎么传播文明？只能说明过去不是这样。古书上把兰州称为“陇”，古书上记载，甘肃“天下出富庶者无如陇右”，但是到100多年前左宗棠经过陕甘的时候，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陇中疾苦甲于天下。”说甘肃这个地方太贫瘠了，天下第一，这是不是沧桑巨变？由最富庶变到最贫瘠，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人类不能盲目地过分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因为每一次这样的征服都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亚美尼西亚、小亚细亚、古希腊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而把山林砍光伐尽，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竟然成了不毛之地。”他又讲：“阿尔卑斯山南边的意大利人，把山背面的丛林砍光，结果不仅破坏了高山畜牧业，而且使山田一年中有半年处于干旱状态，雨季一来，山下洪水泛滥成灾。”

恩格斯讲的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类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否则就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而且在谈到我们经济成就的来源时，人们常说得益于我们众多的中小企业。这是事实，但是恰恰很多中小企业，如小水泥厂、小化肥厂、小造纸厂、小炼钢厂，每日每时都在制造着污染。所以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的GDP增长得很快、很迅速，但是我们也付出了一系列代价，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以上这些代价，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加大、腐败、社会治安、社会风纪、环境污染等，都是怎么造成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违背科学发展观。比如，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肯定是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违背以人为本了。城乡差距拉大，就违背协调发展了。所以这次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强化，号召我们务必更加自觉地把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把以人为核心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为什么强调“更加自觉”？就是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一些决策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自觉，他们只重视传统的GDP，而对于如何保护环境、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重视不够。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第二大亮点就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概括。三位一体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构成了三位一体。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等。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我在这里想重点谈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实这个概括中的每一句拆解开来，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都不是新的，但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概括是新的呢？因为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讲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呢？许多人是讲不清、讲不全的。这次十八大报告对它进行了这样一个全面系统、清晰明确的概括，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由一系列相互贯通的路线、方针、政策、目标开辟的道路。如果违背了其中的一条，就是偏离了这个道路。特别是其中对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概括。我们回忆一下，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对于基本路线都是笼统地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或者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或者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次报告中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明确展开，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经常讲。可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近些年我们很少讲了。为什么呢？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为什么发生颜色革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为什么发生北非革命、阿拉伯之春？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这些国家不能和我们比，我们是个大国，它们都是小国，但是这些国家发生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它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动乱、出现政权更迭，无非是在发展道路上出了问题，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是执政党本身出了问题，国家专政工具出了问题，最后才会在西方插手下出现非政府组织搞街头革命，造舆论、造势，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搞乱，这种混乱造成社会的分裂、族群的对立，最后变成武装对抗，西方支持的反对派在乱中夺权。为了避免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我们国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中国究竟应当坚持什么道路？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治国思想？我们执政党应该怎样建设好？我们国家的专政工具应当怎么运用？恰恰是针对着这些来的。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观看《复兴之路》之后发表了讲话，他说：“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呀，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道路决定命运，这句话是很深刻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对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括，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认真学习的。

十八大报告的第三个亮点就是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点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其中提到了“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则在“六个更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四个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则在十六大、十七大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这五个方面的要求恰恰是对应着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格局。经济建设提出的要求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是我们的经济不能走走停停，而要持续发展，要健康发展，不能是畸形地、恶性地去发展。政治建设的要求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我们讲民主建设，最后要落实到人民民主上，人民是不是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如民主参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要落实，要不断扩大。文化建设的要求则提出文化软实力要显著增强，我们党的十七大强调“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届六中全会又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下提出了文化软实力问题，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这次十八大报告则把文化软势力的显著增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要求中的一条明确提出来。

对于社会建设的要求，讲到人民生活全面提高。就是不仅经济生活要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提高；不仅东部沿海要提高，中部、西部人民的生活也要提高；不仅城市要提高，农村也要提高。

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呼应的，就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基础更加扎实，或者说取得重大进展。

以下着重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谈谈十八大报告的精神。

软实力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先提出的，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他有深厚的美国官方背景。在卡特政府期间，他是助理国务卿；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他是助理国防部长兼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软实力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演变》一书中提出的。那个时期恰恰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期，他感觉过去令美国忧心忡忡的强劲对手苏联不存在了，美国想继续称霸于世界，仅仅凭借硬实力，恐怕不一定够用了，他认为还要用软实力。他提出软实力主要是受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实用主义科学家卡尔的启发。卡尔认为世界上有三种权力，第一种是军事权力，你不听我的，消灭你，这是强制性；第二种权力是经济权，收买型的，你听我的，我给你钱；第三种权力是文化权力，这种权力具有说服、诱导、拉拢的性质，通过一种心理、思想的影响，让别人听你的话。约瑟夫·奈受这种启发，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把软实力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的吸引力，二是制度的吸引力，三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他讲得很直白，他说，美国就是用拉拢、诱导的办法让别的国家跟着美国走，这就是他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目的，显然他是为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服务的。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约瑟夫·奈又具有深厚的美国官方背景，所以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当然也传播到我国来。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约瑟夫·奈具有深厚的美国官方背景，如果我们也用这个概念，岂不会受制于人？岂不会丧失我们的话语权？所以不主张用。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无非是个学术概念，美国人可用，我们也可以用，问题不在于用还是不用，而在于怎么用，如果我们能赋予软实力以中国的内涵、中国的诠释，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那么用又何妨？所以我们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软实力前面加上了“文化”二字，也就是说文化和其他因素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它是居于指导地位的、灵魂地位的，文化应当是软实力的灵魂和经纬。灵魂就是说它把握方向，经纬就是说文化的因素是渗透到软实力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之中的。没有文化高度的软实力是短视的，没有文化深度的软实力是肤浅的，没有文化广度的软实力是狭隘的，没有文化开创性的软实力是封闭的，最后会僵化。这是我们和美国文化学者在软实力内涵界定方面的第一点显著区别。

第二点显著区别是，美国学者把软实力作为外交战略和国际权谋用，而我们是把它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我们以往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存在很大交集，以往我们所提倡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包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实都是在做人的思想工作，都是在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只是我们没有用到这个词，这一点就连约瑟夫·奈也看到了。约瑟夫·奈说，软实力的概念虽然他最先提出，但是并不具有美国特色，中国古人对软实力有很深刻的了解，也有很娴熟的运用。像中国古代人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攻其为上”，还有孟子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都是文化软实力。这也是我们和美国学者的第二个主要区别。

美国人重视软实力，我们中国人也重视软实力，软实力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以下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苏联解体。苏联过去是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可以说是令美国寝食不安、忧心忡忡。但是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顷刻土崩瓦解？有人认为是因为苏联工业布局不合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忽视了民用工业；有人认为是因为苏联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被拖垮了；有人认为是苏联这个党已经腐败了，这些说法对不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个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苏联的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了，意识形态防线崩溃了，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失去了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所以当时苏联解体以后，整个舆论一边倒，没有人支持苏联共产党，尽管当时苏联的硬实力还是很强大，它的军队是完全可以和美国叫板的，它的工业基础、科技基础、基础设施在当时世界上也属一流，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挽救苏联的解体，因为它的文化软实力大厦坍塌了，意识形态崩溃了，人心失去了。

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一条腿是文化软实力。如果物质硬实力这条腿不行，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垮、一打就败，而如果文化软实力这条腿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不打自垮、不打自败。苏联解体就是因为软实力不行而不打自垮的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第二个例子是伊拉克战争。美国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伊拉克，而且活捉了萨达姆。靠什么呢？有人说美国的武器先进，对，但是不全对。美国要发动伊拉克战争，首先它必须要思考，世界各主要大国在伊拉克有什么样的战略利益，美国攻打伊拉克，世界各主要大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周边的阿拉伯世界、伊拉克国内各部族、各军队、各政府官员会做出什么反应，然后它才决定这场仗是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这一切都不是军事武装，而是政治谋略思想，政治谋略思想就是文化软实力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后来不得不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圣诞节全部从伊拉克撤出，美国是以什么姿态从伊拉克撤军的呢？美国虽然在军事上实现了对伊拉克的占领，但是在政治上失败了，这场战争不仅耗费了美国大量的资产，而且使4000多名美国士兵和近万名联军士兵的生命丢在了那里，使10多万名伊拉克平民伤亡，也使几百万伊拉克平民沦为难民，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很大的政治声音。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安全顾问在总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失败教训的时候讲，美国在伊拉克犯了当年和在越南犯的同样的错误，就是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对伊拉克的政治、宗教、文化、民俗等还没有研究透彻。对比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我们可以说，美国在伊拉克，成也得益于文化软实力，败也受制于它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到位。它告诉我们，即使是一场战争，文化软实力对其胜负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讲讲我们中国自己。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英国剑桥大学有个李约瑟博士，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著作《中国古代科技史》，其中讲到，13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令西方望尘莫及。比如平面几何中的三角形勾股定理，我们古代称之为商高定理，西方把它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的商高定理要比毕达哥拉斯定理早600年提出。郭守敬的《授时历》，要比西方早800年。唐代一行和尚关于子午线的测度，要比西方早1000年。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将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13位，西方人计算到小数点后13位却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西方近代有个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他的生物进化论、《物种起源》开启了现代生物学的大门，但他在著作中多次引用明朝科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一些观点和素材。更不要说我们的四大发明。没有指南针就没有世界地理的大发现，也就不会有后来世界市场的开拓；没有火药，资产阶级就炸不开封建的城堡；没有造纸、印刷术，西方的文明不可能发展和传播得那么快。这是举世公认的，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的老祖宗感到骄傲。

但是近代以来，我们明显落伍了，特别是到19世纪急剧衰落，乃至西方人几条漂洋过海的军舰就可以把我们偌大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经济不行了？不能简单地这样看。因为直到19世纪上半叶，我们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到世界的1/4，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西方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的结果。那为什么还败得如此之惨呢？追根溯源，还是我们的思想文化落伍。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变得眼界开阔、心胸开阔，出现了很多思想文化巨匠和科技巨匠，所以才能推动后来的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一步步超越并赶上中国。而中国自己呢，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经过宋明理学以后，渐趋保守，渐趋封闭，渐趋僵化，儒学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官方统治工具，整个社会非常沉闷。清朝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就是说，中国的生机和活力在于风雷激荡的思想，而今日中国万马齐喑，太沉闷了，简直令人窒息。老天爷快振作精神，多降生一些敢想、敢说、敢做的新人，来拯救这个沉闷的社会。这样一个保守落后的国家，怎么能阻挡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文化的进攻呢？思想文化的落后而导致军事的失败，就连当时的爱国将领林则徐都意识到了，他嘱托当时的思想家魏源编纂一本书来介绍西方各方面的知识。魏源不辱使命，于1842年编出了《海国图志》，50卷本，1847年扩充成100卷本。本来魏源编纂这部书的目的是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遗憾的是，虽然当时中国有几百万人能读懂这部书，但是社会太保守了，太沉闷了，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些封建贵族甚至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欲予查禁。1851年，《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却引起很大的轰动，一连翻印15次，价格一路飙升。日本维新派如获至宝，他们特别赞赏“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观点，先把西方的先进东西学来，然后再对抗它。日本本来和中国一样落后，而且还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但在《海国图志》的启迪下，竟然发展成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了。而中国由于拒绝了先进文化的洗礼，继续沉沦，所以被英法联军打得一败涂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也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当时的北洋水师无论从硬件上、吨位上、火力上，排名世界第八，而日本人排名第13位，却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太落后了，包括我们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官兵素质不行，那种精神状态也不行，邓世昌、丁汝昌固然是英雄，但打仗不是靠一个人，不是靠一两个将领。

1842～1912年，我们同西方签订了700多个条约，其中有40多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包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北方的沙皇俄国，利用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人之际，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我们国家掠走了大片领土。

我前年到北欧去参观芬兰博物馆，墙上有一幅画，画的是芬兰国王接见各国使臣，各国使臣一个个相貌堂堂，衣冠楚楚，在那儿肃立着等待芬兰国王接见。而排在其他国家使臣后面的，一个又瘦又小、比别人矮半截、穿着清朝官服的人就是中国人。参观者中的中国人感到民族自尊心很受伤害，但那就是19世纪末中国在国际上一个形象的写照、一个缩影。那时候中国人就被认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在思考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灭族？20世纪来了，我们不但没有亡国灭族，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朝阳已经升起在地平线上了，靠什么呢？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么一路走来，才使我们先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站起来了，又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继而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富了起来。中国人真正强大起来的日子为期不远。我相信，尽管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多，但是只要我们沿着现在的道路好好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会早日到来。

中国从濒临亡国灭族到看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这个沧桑巨变得益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文化，而且对当代中国来说是居于指导地位、核心地位的文化。我们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文化软实力搞不好，可以使国家走向衰落；文化软实力搞得好，可以使民族走向振兴。

以上这三个例子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文化软实力太重要了。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状况究竟如何？

我们经常出国，在一些国际机场，想找到英文的图书资料，很容易就找到了，但是如果找中文的图书资料就不容易。即便找到了，也是新加坡或是中国香港、台湾的出版物，我们大陆的报刊几乎找不到。国际机场是各国精英的集散地，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不容易见到我们大陆的图书资料，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在那里就是空白。在绝大多数的国外大学图书馆，英、法、德、俄、日、美的图书资料都不少，但是中文的图书资料不多。大学是未来世界各国各界精英学习、教育、成长的地方，精英们在这么重要的学习阶段，接触不到中文的图书资料，那他的中国文化情结怎么能变得浓厚呢？文化情结不浓厚，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的认知就一定会淡漠了。

这几个例子说明我们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在10%以上，美国达到了25%。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4%。美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占的份额是43%，欧盟是34%，剩下的23%中，日本占10%以上，韩国占6%以上，还有不到7%。这不到7%才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同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太不相称了。美国有线电视的收入占全世界有线电视收入的55%，美国的收费电视收入占全世界收费电视收入的85%。美国每年生产的电影数量占全世界的10%，但是它的票房收入占全世界的50%。我们回忆一下，前些年我们的家长、孩子在笑逐颜开地看着《米老鼠和唐老鸭》《机器猫》《聪明的一休》的时候，在国外的电视屏幕上中国节目连一分钟都没有。近几年好一些，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我们的文化产业不断地做大做强，深圳华强集团的电影和动漫现在已经出口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国家有几个华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的文化产业是相当落后的。

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物质硬实力，一条是文化软实力。如果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或者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个国家必然要摔跟头。如果我们不让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不仅不能建成小康社会，而且我们国家会摔跟头。所以从党的十七大开始，我们党和政府就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这次把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必要条件提出来，是怎么阐述的呢？为了实现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目标，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二是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扎实。这样的句式，逻辑推理是，我们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让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基础更加扎实，目的是让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更加增强，这就进一步强调了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

怎么做大做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呢？以往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没有做好。比如说，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其实是个很好的想法。钱学森大家都知道，是空气动力学专家，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他怎么看待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辩证法？他对青年科学工作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国外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条件，也没有人支持我们，现在我们党和政府都支持我们，给我们创造条件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学，那我们就太傻了，太笨了，太愚了。他用了三个“太”，他为什么说出这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呢？因为钱学森的亲身经历是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学习的，他关于系统工程的思想实际上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提出的。理论给人以智慧、给人以远见、给人以谋略，让人看问题看得更深刻。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在哪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其中讲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同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同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样重要。”所以，理论学习对人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领导干部非常重要。

现在回过头来说，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是个好事情，我们没做好，为什么说没做好呢？我们党有8000万党员，这8000万党员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对党的基本理论是不是做到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我是搞学术的，我和政治理论不相干”，这种想法其实是很幼稚的。你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外国人都拼命研究我们党有什么理论，你都不研究吗？我们还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不是哪一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集中我们全党智慧形成的结晶。我们还得承认一点，中国绝大多数优秀人才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对这样党内集体智慧形成的结晶，怎么能掉以轻心、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呢？不应该，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先认真学，然后再思考，再按照这个来做以及怎样与实际结合、在实践中丰富。这是我们增强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做到的一点。

还有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我们的党报、党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但是实际效果如何呢？对我们的主流报刊，大家真学、真用、真信、真懂吗？不一定。相反，老百姓自己掏钱买小报小刊，倒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生怕漏掉一点，为什么？他觉得对他有用。这就是说，我们党的宣传必须改革，其中文化产业就有这样的作用，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两个效益，它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卖钱；它具有平台属性，可以传播思想文化观念。如果我说我写了一本好书，但一本也卖不出去，还能发挥作用吗？不能，只有它能变成商品，被人家买去了，才能够产生影响。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什么我们强调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仅是看到它的经济效益，更是看到它的社会效益，它可以引领风尚，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但前提是要卖出去，人们得真学、真用、真信、真懂才行。所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无论是我们的文风、传播做得不好，还是现在新媒体管理起来越来越难，都使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

我们需要着手的工作太多，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方式来加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首先都必须加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也是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四层意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层含义对于我们当代中国来说，无论哪一层含义，针对性都非常强，都非常必要，比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涉及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真理？如果不是，为什么让我们以它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靠什么证明？要靠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0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让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和命运。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科学真理。

第二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又涉及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不好？如果不好，为什么我们要坚定这个理想信念呢？我们大家都生在其中、长在其中、干在其中、思想在其中，耳闻目睹很多不好的现象，为什么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呢？我想，我们看问题要学会看大局，看总体，看发展态势，要善于把当代中国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比较，放在当代国际格局下去比较，有了这样一个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纵向比较，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什么时候中国像现在这样富足，人们的生活像现在这样好？没有，就是今天。什么时候中国像现在这样，人们享有这么多自由民主的权利？尽管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可能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看一看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应当说我们现在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最充分的。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什么时候中国像今天这样在国际上具有这么崇高的地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林顿一再强调，建立稳定的美中关系是美国21世纪优先考虑的事项。美国财长盖特纳也认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重要引擎，那就是说我们相当于火车头。美国把战略中心移到亚太，尽管它自己说中国不是威胁，这不是针对中国，但是全世界都看得明白，它还是认为中国强大了，对它是个威胁，不得不防。

美国把它的防御中心移到亚太，正是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确实强大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状况前所未有的好，难道不是说明我们这条道路走对了吗？把中国放在当代格局下去比较。我到朝鲜、俄罗斯、印度考察了一圈，到了朝鲜就知道，不改革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到了俄罗斯就知道，乱改革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到了印度就知道，不坚持共产党领导不行，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

第三个层次就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我感到，人们不是讲普世价值吗？这倒是一条普世价值，哪个国家不需要爱国主义，哪个国家不需要时代精神？都需要，像我们中国这样，这么多民族，国情这么复杂，发展这么不平衡，现实又存在这么多问题，尤其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因为它是一种凝聚力，中国太需要凝聚力了。以前我们邻里之间经常互相走动，现在大楼中的邻里之间却互不相识，显然凝聚力要大大削减，这也要靠民族精神。美国之所以强大、领先，是因为这个国家鼓励创新，充满创新的活力。中国这些年来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也得益于改革创新。

最后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学生守则，上面写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讲卫生等，有的内容其实就是“八荣八耻”的内容。这就说明，“八荣八耻”的要求，小学生也应该做到，那是公民的道德底线。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八荣八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还存在值得忧虑的问题，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针对性是何等之强。十七届六中全会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定位——一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复兴；二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先进文化的精髓，如果偏离了这个精髓，这个文化就既不是先进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三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如果偏离了这个价值体系，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次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做出重要贡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历史长期逐渐培育的过程，不要急于一时定论。我们中国古代“仁、义、礼、智、信”，也不是谁强令定下来的，它有个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大家都认可就可以了。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把核心价值观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次，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社会层次，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公民个人层次，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个层次八个字，都好理解，概括得比较好。这也是一个理论亮点。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概括，怎么能够成为全民族、全体人民都普遍认可、能够自觉践行的价值观，就需要靠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了。现阶段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要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来逐步解决，这才是人间正道。而且我相信，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中华民族的前景会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