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对人和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人的感受、感觉丰富了，才是审美的开始。那么如何保持审美？如何保持感觉、感受的丰富？一年工作结束时，我们总爱写总结，但是情感上的总结好像很少有人写。这一年当中你感动过没有？流没流过泪？如果不被自己感动、不被家人感动、不被周围的人感动，那么走进剧场去看戏剧呢？当然是包括戏曲——所有的舞台剧。

说到艺术的美，在美学理论上，我们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区分好与不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每当接触艺术美的本质的时候，所有的理论都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导致不可知论。

比如，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字，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很难说清楚。后来乾隆皇帝形容王羲之的字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很抽象。所以今天我从戏剧的角度切入，给大家讲述艺术审美，大家一定能感受到艺术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今天，表面上看是我给大家传播戏曲、传播审美艺术，其实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很多的心窗没有被打开，一旦被打开，至少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因为现在我们讲得更多的是素质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

作为中国人，文化素养的提高主要应该吃“中药”，而非“西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接受了太多的西洋文化，现在的年轻人过得更多的是圣诞节和情人节。反观近代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几乎等于零，这是现实。许多年轻人对于传统的戏曲不是“敬而远之”就是“不屑一顾”，所以就只能去接受流行文化、通俗唱法了。

之所以从戏剧开始，是因为戏曲它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艺术元素，它是几百年前就已经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艺术样式。我觉得作为中国人，首先从心里应该尊重它，因为它太“中国”了。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是我们纯粹的国货，我们当然有理由了解它，如果可能的话，喜欢上它更好。

当然我说这些，不是说我从小只知道戏曲，我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最喜欢的是流行歌，我喜欢邓丽君的歌。邓丽君的歌是完整的，无论从发声还是到情感的运用。但是现在我们有些一线的大牌歌手，一开始是有控制的，唱着唱着就与歌曲无关了，炫技、翻高，如果老百姓觉得这个歌手好，这就是审美不正常。唱是分境界的。比如七分是吟，八分是唱，所以“吟唱”的境界是最高的。邓丽君的歌曲就是在“吟唱”。如果说现在还有这么一位歌手的话，我觉得王菲比较像。这就是审美。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或者说受到一个人的影响，往往只在乎一刹那间的感动。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一个演员，你往往只盯住这个人在舞台上演得怎么样、唱得怎么样，其实离开这个所谓的舞台，外面的世界很多的言行值得我们参照。

比如说，唐国强的艺术蜕变之路。20世纪80年代唐国强戴上了“奶油小生”这样一顶桂冠。其实“奶油小生”不是个贬义词，它最多就算个中性词，但是在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的最受少男少女追捧的对象是高仓健，唐国强的形象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于是唐国强就要自我蜕变。他主动请缨演了《高山下的花环》里的赵蒙生，他演得很努力，但是“奶油小生”的称号还是没有摘掉。他不断修身养性，又主动请缨塑造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诸葛亮的大获成功可以说确立了唐国强在中国影视界实力派的地位。但是唐国强还不满足，近十年来唐国强又不断地修行，练毛体，为我们塑造了形神兼备的毛泽东的形象。真的是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艺术家对自己艺术之路的一种蜕变，很值得人们尊敬。

濮存昕，1996年以前演的舞台剧、影视剧我觉得都有一点类型化、同质化的倾向。1996年濮存昕演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英雄无悔》，演的是公安局局长高天，濮存昕同样完成了一次艺术上的蜕变。他演得非常成功。从那以后，大家看看濮存昕还做了些什么事？公益、慈善、环保，甚至把患艾滋病的孤儿领回家同吃同住。有人说这是作秀，当然是作秀，如果更多的明星和艺术家都来作秀，我们的社会风气会变得更好。当濮存昕做了那么多的善事以后，你再观察濮存昕的眼神和表情，多了很多的仁爱。我再看他的戏，我绝对不会只盯着他的演技去品味他，他首先是个好人，大家就愿意接受他演的戏。所以审美表面上看是舞台上的事，其实也是做人和生活当中的事。

再给大家介绍著名的指挥家胡炳旭，胡炳旭被誉为是“京剧交响第一人”，其实我更感动于他的为人。我们是忘年交，所以胡老师和我讲过他的初恋。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爱上了一个钢琴女孩，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迹，就约这个钢琴女孩去琴房里弹琴，临走的时候这个女孩说：“我喜欢你。”于是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靠近了。“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女孩被查出得了“红斑狼疮”，肌肉萎缩无力。胡炳旭当时已经分到了中央乐团，上午上班，中午回来帮女友翻身、擦洗身子、做饭，下午再去上班，当时工资也不高，背着她四处求医问药。当时医生让他放弃，但是胡炳旭一直就这么坚持着，直到这个女孩离去，他整整照顾了她五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关乎情爱、关乎人性、更关乎承诺和责任的故事。我曾经问他：“嫂子知道这事吗？”他说知道，我和她讲过，听后她也哭了。

我相信爱是可以传递的。日本有一个大科学家叫江本胜，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个科学实验。这个实验是在零下五度的情况下，对一滴水施爱，他把所有的意念都传递给这滴水，说这滴水是最纯洁的、最美好的、最干净的，这滴水呈现的结晶的变化就是有规则的、像雪花般美丽的图案。同样的一滴水，如果你对它施恶，说这滴水是最肮脏的、最浑浊的、最不干净的、最邪恶的，这滴水的结晶变化是没有规则的，甚至是丑陋的图案。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水能感知善恶。世间万物莫不如是。

中国的净空大法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人类发出的只有怨恨、不满或者悲哀的时候，人类最终会堕落到灭亡的地步。”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净空大法师的《和谐拯救危机》非常之精彩。什么叫和谐啊？刚刚故去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和谐”有过这样的注释：和谐，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是人与人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人与心的和谐。

无独有偶，梁漱溟老人很早就说过：人活着应该解决几层关系，这几层关系的顺序不能颠倒，首先是人和物的关系，人活着吃喝拉撒需要物质，有物质才能提高品质；第二个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为人妻、为人子、为人上级、为人下级，我们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最后一个关系，也是最最重要的，是人心关系，就是每个人如果都能和自己的内心和谐了，家庭就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这不是迷信。我相信爱的传递，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定要对所有的人施爱。

戏剧伴随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甚至说戏曲伴随着我们整个民族成长都不过分。大家都知道乡音乡情，最好的乡音就是我们的家乡话和地方戏，那就是我们家乡的主旋律，无论你喜不喜欢它。中国的老百姓了解历史更多的是从戏文了解的，是从戏牌子上了解的，尽管它并不都是真正的历史。

有人说：戏曲在今天的衰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当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皮相之论。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这个受惠于中国文化最多的国度，他们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传统艺术，如歌舞伎，保持得非常好。

歌舞伎在日本也是小众的小众艺术，但是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人提到歌舞伎，那真的是顶礼膜拜，心里充满了尊重。他们的票价折合人民币大概一张是4000块钱，而且不是有钱就可以看的，你还要有身份。我有幸采访过两位日本的顶级歌舞伎大师，坂田藤十郎和坂东玉三郎。坂田藤十郎已经80岁高龄了，神态安详，背不驼，腰不弯，精神矍铄，目光炯炯，这就是一种尊贵。坂东玉三郎快60岁了，这两年在中国非常火暴。他演中国的昆曲《牡丹亭》，扮演杜丽娘。他在北京演出时我去看了，他一下子就把我震住了，坂东玉三郎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透射出来的那种纯粹和干净是我很少见到的。演出结束以后，我找到翻译，找到主办单位的领导，我说我一定要见一见坂东玉三郎，跟他表达我的谢意。我说：“首先谢谢你对中国昆曲艺术的喜爱，我没有见过梅兰芳大师的昆曲《牡丹亭》，但是我从你身上仿佛找到了梅大师的影子。”他特别感动，说：“我从小就崇拜梅兰芳。”坂东玉三郎到现在也是只身一人，把所有的身心精力都投入到了歌舞伎上，所以我觉得艺术可能就需要人的一份纯粹和干净来成就。但是在我们这里很难做到，我们的很多传统艺术家还在为生计奔波，他们很难静下心来去潜心投入自己喜爱的艺术，这可能就是悲哀所在。

科学和艺术没有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在更高的层次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大科学家都是全才。比如说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作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我想达·芬奇可能正是由于有了合理的知识架构，一方面给我们设计出了自行车、直升机、救生艇，另一方面给我们描绘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艺术审美的讲座，我觉得适宜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心里都需要文学艺术的滋养，因为文学艺术说到底是“柔软”我们的心灵的。

京剧大师郝寿臣的学生袁世海，小的时候去拜郝寿臣为师，他说：“老师，我要跟你学戏。”老师就说：“小袁，你跟我学戏，是把我揉碎了成你还是把你揉碎了成我啊？”袁世海特别紧张，说：“老师，我跟您学戏，当然是把我揉碎了成您啊。”老师说：“那就错了，你跟我学戏一定要记住，是把我揉碎了成你。”这句话就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把老师的精华艺术为我所用的一句最好的诠释。

越剧皇帝尹桂芳，女小生，在20世纪30年代，她也是借鉴、融合了很多京昆小生艺术的东西，才形成了自己越剧皇帝的美称。我相信尹桂芳先生如果九泉之下有知的话，她一定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如今尹派三分天下。

这三位杰出的弟子现在看来都不那么像尹派了，这就是继承与发展。浙江的茅威涛、上海的赵志刚、福建的王君安三人，茅威涛的影响力最大，她是一个改革派，尽管毁誉参半，但是我永远支持这样的改革派。上海的越剧王子赵志刚，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和演唱风格。这里面最具人气的就是王君安，老师最喜欢王君安，也最希望王君安能够继承尹派艺术，但是王君安在她如日中天的时候去了美国学金融专业，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后来老师离开了，王君安突然回来了。王君安为什么回来？人活着是一定要有理想的，她真的是为了老师的遗愿、夙愿而回来的。

前辈导演郭宝昌也是我的忘年交，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大宅门》了，这部电视剧非常成功，创造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的收视率新高。《大宅门》里所有的音乐都是京剧音乐，但是你不觉得突兀、你不觉得不和谐，你觉得用得是那么妥帖、和谐和巧妙。因为郭宝昌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大京剧迷，他最喜欢的是程砚秋——四大名旦之一。当年程砚秋先生去世的时候，郭宝昌先生在家里守灵戴孝三天，不吃不喝。我想，一个人对一个艺术家追随到了这个地步，他本身也值得我们尊敬。他曾经说过，现代的戏曲影视剧的创作，话剧念白加唱等于糟蹋戏曲。

我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人物——裴艳玲。曹禺看了裴艳玲的演出以后，惊呼“国宝”。关于她我最早是从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报告文学《长发男儿》了解的。《长发男儿》写的就是裴艳玲，后来裴艳玲演了一出戏《钟馗嫁妹》，非常精彩。这部报告文学和这出戏被上海的著名女导演黄蜀芹看到了，就根据裴艳玲的经历，拍了电影《人鬼情》。到目前为止，《人鬼情》这部电影都是中国最具女性意识的一部电影。裴艳玲作为一个女性，借助了男儿身，完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和性别的补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作为一个女人演男人，演得让大家无懈可击。

我和她的交往最早是在1996年。我去采访她，我去的时候裴艳玲就把腿放在墙上练功，她根本不在意我，或者说她谁都不在意，她只在意自己心里的艺术——无法沟通、无法交流。我只能像小学生一样循循善诱地发问。我说：“裴老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戏的？”她一听这么小儿科的问题更不愿意理我了。“5岁。”我说：“唱得好吗？”“当然好。”我说：“谁说的？”“我自己觉得，别人也这么觉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我接下来又问：“裴老师，你演了那么多的男性形象，包括武松、林冲、哪吒，甚至包括凶神恶煞的钟馗，您觉得美吗？”“美。”我说：“为什么？”“不知道。”她如果知道她就不是裴艳玲了，因为裴艳玲只上过五年小学，但是艺术大家的天性和悟性是极高的，这是个天才。

然后我说：“裴老师，您演了那么多的男性形象，您心里有障碍吗？”“没有，一个女人从我面前经过，我不会注意她，一个男人从我面前经过，他的言谈举止，行走坐卧我一抓便准，我塑造的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男性形象，我比男人还男人。”我说：“裴老师，您演《钟馗嫁妹》是调动了生活当中和谁的情感去塑造钟馗的？”“不知道，我也许和你一样，在底下看我自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在高处看着自己演戏。我说：“裴老师，恕我直言，我看你的舞台剧，只有‘过’的时候，没有‘不及’的时候，您怎么看？”这是对艺术家的一种否定，好像裴艳玲在台上都是很过分的表演。裴艳玲很认真地回答：“有，但是我不知道，也许我把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给了舞台上我的人物了。”她说得多好啊！一个作家曾经说过：“我小说里的所有的主人公加起来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演员也说过：“我塑造的所有角色加起来就是我自己。”后来我问她：“裴老师，您获得了几乎戏剧界的所有奖项，包括美国的终身成就奖，有什么感受吗？”她无语，支支吾吾地不说话。最后我追问了一句，我笑着说：“您不会觉得受之有愧吧？”“有，看和谁比，和梅兰芳、程砚秋比，我是受之有愧。这些前辈、大家唱了一辈子戏，得什么奖了？当然了，我和现在的歌星、影星比，我比他们强多了。”在1996年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说出如此坦荡、如此真诚的话来，是很令人惊讶的。说实话、说人话，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呼唤的。

这就是裴艳玲带给我的感动，这位艺术家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她应该说是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获得过梅花大奖的艺术家，目前来说只有三位：一位是她，一位是茅威涛，还有一位是尚长荣。

有个女孩，她叫王佩瑜，30岁左右，她感动我的是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每天都在寻找和梅兰芳的差距。”梅兰芳就是中正平和的化身，梅兰芳在生活当中从不与人发脾气，更不会与人吵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人格的魅力，所以梅兰芳在舞台上塑造的都是中正的、平和的、美好的形象。所以我一直强调舞台上的气质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年轻的演员每天都在寻找和梅兰芳的差距，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王佩瑜在当今的青年戏曲演员当中应该是不多见的有想法、爱思考、能够自觉发展自己意识的一个青年演员。在前不久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里，章子怡扮演孟小冬的唱曲就是由王佩瑜来配音的。

王佩瑜录这一段音时，她告诉我，进录音棚唱一遍就通过了。她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女老生演员。在《梅兰芳》里的这个录音片断，应该说是梅兰芳艺术上的一个转折点，或者他心动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和福芝芳的婚姻已经很风平浪静了，所以梅兰芳潜心揣摩艺术。戏里的邱如白就是生活里的齐如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的时代到了。”但是孟小冬的出现，使梅兰芳的心不安静了。邱如白这个时候气愤地找到了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说：“他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份孤单中出来的，谁要毁了他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所以我说，人是需要孤单的，孤单是一种品格、一种修养，是成功的奠基石，“古来圣贤多寂寞”。搞艺术一定要守住这份孤单。

梅兰芳如果没有圈外的这些大家，像齐如山、像大银行家冯耿光，梅兰芳成就不了梅兰芳。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任何的艺术样式，文学、诗歌、戏剧、小说等，一定要让外行对它感兴趣，这门艺术才有可能兴盛。比如，我们一说戏曲观众就是中老年，不是这样的，不要这么轻易地贴标签。任何一门艺术在所有的人群、所有的年龄段一定都有观众，只是大家没有把这扇心里的窗打开罢了。

王瑶卿教了四个学生：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一个老师教的四大名旦，呈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风范。这不就是继承与发展吗？王瑶卿给他的四个学生做了“一字评”：梅的“相”，梅兰芳长相也好，扮相也好；程的“唱”；尚的“棒”，尚小云先生的身段、武功非常好；荀的“浪”，荀先生演的角色大都是妩媚风情一类的。一个老师教出了四个不同风格的学生，这才是继承与发展最好的写照。所以我说传统和创新是一个动态词，50年前或者100年前的创新就是今天的传说，同样，今天的创新也会成为50年后的传统。

当然继承与创新不是空中楼阁，离不开最初的临摹、模仿，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所突破。对于艺术我向来有一个观点，不要轻易谈超越，把前辈的东西继承下来，创造属于当代的、有个性的艺术就可以了。大师的东西是一座高峰，艺术创造要学会绕着走，谁也复制不了谁，谁也超越不了谁，别较劲。自然科学可以超越，自然科学当然有超越、有进步，但是艺术不要轻易谈超越，继承是必需的。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有一天写了一幅字给爸爸看，王羲之一看，说：“不错，但好像少了一个点。”于是拿起笔来，把这个点给加上了，孩子特别高兴，就拿给他妈妈看，撒谎说是爸爸写的，他妈妈看完以后说：“只有这个点像你爸爸写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点有力量、有重量、有情感、有速度、有人的真性情，这是无法复制的。

王羲之后来的《兰亭序》，他自己酒醒了以后，怎么写都写不好，自己都无法复制自己，别人如何复制？所以艺术不要谈超越。

我想简单解析一下戏曲生态。其实戏曲人的聚散离合、爱恨情愁，反映的都是社会生态。因为戏曲它就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我选取了一个比较流行的剧种黄梅戏。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作为媒体人首先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要有改变周围的人甚至是改变社会的冲动和激情。

采访和马兰同时代的五朵金花之一杨俊时，她带给了我很多的感动，让我认识到，人性比功成名就更重要。困惑、挣扎、超越以及成长过程中流露出的人的品性更加动人，也就更加有魅力。

2006年我采访杨俊时，从服饰、发型到装扮，到神情，那个时候她都有困惑。2009年我找杨俊访谈时，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媒体人的骄傲，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状态。2006年我对杨俊的访谈的切入点是从她1981年到香港演出黄梅戏，被香港的大导演李翰祥看上了。

这个访谈还是很有意思的，杨俊把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用这样一种方式很轻松地告诉了大家，我想观众在看这期节目的时候一定是被杨俊的真诚所打动。

马兰，无疑是黄梅戏在海内外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艺术家。马兰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安徽的黄梅戏舞台，我觉得是一个剧种的损失。马兰的影响力可能和1987年主演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有关。恕我直言，严凤英38岁离开舞台，马兰也是38岁离开。其实细细想来，她们面临的是一个东西，不去讲了。因为这种压抑的情绪是互相可以传递的。但是马兰她讲得非常好，她的语言非常有质感，能够看得出来一个艺术家的孤独、坚守、寂寞和无奈。

喜欢黄梅戏的观众都知道，五朵金花——当年的同班同学、好姐妹，由于种种原因天各一方。确实，五位光彩照人的演员在一个院团，确实很难做到平衡，谁主演？谁配演？所以我觉得是时代的原因。我有一个心愿，想把她们聚到一起，但是难度非常大。其实五个姐妹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疙瘩，人带着疙瘩、带着心结去生活是不愉快的。我就极力想完成一台这样的节目，使五朵金花大聚首，但很难运作。正好吴琼跟我讲，她说：“我想搞一台个人演唱会。”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最后有了黄梅戏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五朵金花相遇了。所以我说作为媒体人，一定要有改变人和改变社会的冲动。

理想与现实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反映理想与现实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谚语：“头可以在云朵里，脚一定要站在地上。”

给大家出一道题：一个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了容量，在不改变那块短板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让木桶装更多的水？所有人的答案估计都是把木桶斜一点。其实这道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都争取不去做那块最短的木板。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要让自己坚强起来，既然决定活着就要活得好，不仅自己活得好，还要给周围的人带去好，给更远的人带去好。

每个人其实都在体制当中，都是戴着镣铐跳舞，在当今的社会中，其实人面临的最大的障碍不是困难，而是形形色色的诱惑。我也一直觉得戏曲最终灭亡甚至走进博物馆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把什么样的品质留给后人。

“尊与敬”在今天的时代也是需要呼唤的。我们在处理和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戏曲艺术上的力度和尊重远远不够。真正的艺术家是很脆弱的，是需要被保护的，纯粹的艺术是能养心的，夹杂着火气、功利、不安的艺术只会身心俱损。

电影表演艺术家，享誉海内外、骨子里很贵气的孙道临老师，于2007年12月28日，走了。他的夫人，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就是演越剧《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艺术家。有一次我和孙道临老师聊起了艺术评奖当中的潜规则，一个经历过风风雨雨、经历过这么多世面的大艺术家，带着不解和疑惑的眼神问我：“怎么会这样？”他问了几次“怎么会这样”，似乎是问我，也似乎是在问自己。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大艺术家的纯粹和干净，带给我很强烈的震撼。后来王文娟老师告诉我，她经历了太多这样那样的尴尬。比如说，有一年她跟电影演员、电影艺术家秦怡、张桂芳被邀请到外地参加一个庆典活动，一开始是被安排在一个包间里，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说让她们赶紧腾地，到大厅里休息，因为赵薇和刘德华来了。这就是现实。接待方哪怕不懂得艺术也不要紧，尊老爱幼起码应该有吧！有时候连这些都没有。所以我说，“尊与敬”在今天的社会也是必须要呼唤的。

说到王文娟老师主演的《红楼梦》，我有幸到上海采访当时演《红楼梦》的大艺术家们，她们都80、90岁高龄了。当时的采访整整进行了十个小时。事实上，我们的播出只有一个小时。她们在我面前，我就不忍心打断，我只有倾听，我觉得她们讲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财富。

说到小说《红楼梦》，在我看来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一个“痴”字。“痴”是什么意思？智力有障碍、精神不正常？“痴情”呢？所有的逻辑理论无法解释的时候，你对一个人、一个事喜欢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就叫痴情。所以这样看来，“痴”是一个中性词，我一直觉得，“痴”和我们平常说的“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今的从业者，在我看来“痴”“傻”“疯”都不够，所以才使得戏曲有点半死不活，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周杰伦，我非常喜欢他的歌，与其说喜欢他的歌，不如说喜欢方文山的词。他的词里讲究的不是语法，因为他说比语法更重要的是用法，很多很怪异，形容词用作动词，但是你就是觉得美。宋代的大散文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开始是“春风又到江南岸”，不好，“春风又过江南岸，”也不好，最后“春风又绿”，形容词用作动词，意境全出，生机盎然，于是流传千古。方文山虽然是平民出身，但是他很长时间浸润在唐诗宋词里，所以他的词从唐诗宋词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同样不也是传统的创新吗？方文山也好，周杰伦也好，对于中国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作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喜欢周杰伦。

青年艺术家张火丁，在2007年的1月3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史无前例的个人演唱会，票房收入140万元。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这是从未有过的高票房。她演唱的部分曲目有的只有8分钟。因为是交响乐伴奏，没有更多的曲目了。我替她出了一个主意——拍卖，拍卖你的服装。拍卖师是我，那天晚上人民大会堂沸腾了，这个拍卖让我围着人民大会堂的一楼来回跑，整整半个小时，最后拍卖到38万元成交。同时期最火的人物一个是刘翔、一个是周杰伦，刘翔那双跑鞋王小丫给拍了20万元。周杰伦那王子服很华贵，其实也就几万块钱。但是一个京剧艺术家的1200块钱的服装，拍卖到38万元。第二天的媒体鲜有报道。我平常老开玩笑说：“人病了去医院，医院病了该找谁呢？”其实媒体是有病的，追着一个港台歌手、港台明星的逸闻趣事不惜笔墨、不惜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而对于传统艺术家如此辉煌和有尊严的事情不加关注，这就是事实。

我说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多元，而缺乏纯粹；这个世界也从来不缺少喧嚣，而缺乏孤单。张火丁的内心一定是寂寞的，她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甚至也没有什么朋友，但是她就是那么寂寞、纯粹地坚守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所以才有那么独特的光芒。

在最后，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则民间故事，说的还是东晋的书圣王羲之。有一个穷苦的老太太在桥上卖扇子，这个扇子说什么也卖不出去，王羲之路过这里，说：“老太太，我来帮你吧！”老太太说：“你怎么帮我？”说着，王羲之就拿起笔在扇子上题诗写字，老太太大骂王羲之说：“你把我雪白的扇子都弄脏了。”不一会儿，路过的人们看到了王羲之的字，纷纷把扇子买走了，就在老太太纳闷的时候，王羲之笑了笑，扬长而去。这是一则民间传说，未必真实，但是却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感动。书圣王羲之能够帮助一个素不相识、大字不识的老太太赚取救命的生计钱，我觉得书圣的“圣”字有了它的意义所在。这种做人的境界虽不能至，我们的心要向往，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要学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