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主持人问，这个主题是不是为深圳量身定做的？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深圳是一块奇特的土地，人口的构成一多半是外来人口，只有一小部分是原住民。这座在原住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充满了复杂的外来因素，比如说香港文化气息的影响，再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学景观、文艺景观和文化景观。

深圳这个地方经济非常“活”，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文明创造领域，展现给普通大众的，却是超主流、超意识形态的符号与特征，给人的感觉是在文化上的坚守比内地一些地方还要厉害。关于深圳文化，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些主旋律歌曲，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更深层的文学创作，知名度并不高。其实深圳有很多优秀的作家，这些我慢慢地体会提到，包括原住民作家和移民作家。原住民作家中，比如谢宏，他的长篇小说《深圳往事》，是深圳改革开放史的艺术化写照；移民作家，像吴军、央歌儿等女作家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他们从纯文学“切入”，所写的内容和深圳本身的主流文化并不是非常一致，所以在深圳本地的知名度可能没有其他作家高。

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容易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为了讲得更明白些，我们还是从迁徙文化说起。什么叫迁徙？迁徙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候鸟每年都要迁徙，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人虽然不是季候性的，但是他有时候从生存的角度，或者接到某种强烈的指令，也会迁徙。这种迁徙的现象对人的内心、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构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我的祖籍在山东，但听老一辈的人说，我们是从山西的大槐树来的。到我爷爷这一辈，整个家族又闯关东到了东北、内蒙古一带，后来因为区划调整被划到吉林省，所以我的家族就有迁徙的历史。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很多原因，我们先从我国历史上重大的迁徙现象说起。

元末明初从大槐树开始的人口大迁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迁徙之一。老家在哪？山西洪洞县。洪洞县哪里人？大槐树乡。大槐树是什么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移民的聚集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大槐树的迁徙是一种政府行为，不是老百姓自愿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元末的时候中国最乱，战乱、自然灾害、瘟疫等，使得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最强大的地方成为重灾区，人一批一批地死亡，原来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几乎没有人了，怎么办？那时山西是相对安定、祥和的，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乱、自然灾害的侵扰。当时政府以山西为主体向各个省份移出老百姓，强力执行，你不去也不行。当时的说法叫“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口都要移出去。

从洪武元年一直到朱棣十四年，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先后从山西进行了18次移民，涉及800多个姓氏。那时移民是以家族为单位，800多个姓氏，涉及上万个家族。这里面不光是汉族，还有蒙古、回族等。这是一个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这类移民活动，甚至延续到今天。

什么情况下有移民？第一是自然灾害，第二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比如修水库，像三门峡水库、三峡工程等，这是政府组织的。这种官方组织的移民，带给老百姓的记忆是非常复杂的。90年代末，著名作家李存葆写过一篇大散文《祖槐》，写的就是这次移民活动，里面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读来令人震撼甚至流泪。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有三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其中前两个随着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的热播被大家所熟知，电视剧《下南洋》正在拍摄中。这三次大迁徙不是官方组织的，是老百姓为了寻找生存机会的一种自发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流民的生存迁徙。这种流民的生存迁徙，有点像现在农民工进城，哪里有需要、哪里有机会我们就过去。

第一个闯关东，是这三次迁徙中规模最大、经历时间最长的。从清朝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80年代，闯关东潮一直存在。清朝初期是一个“初潮”，那时华北地区因为瘟疫、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百姓生活贫困，加上当地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而关东则人少地多，土地肥沃，还可以打鱼、伐木、开矿等等。华北地区，以山东为主体，然后是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贫苦百姓就怀揣着梦，开始闯关东。电视剧《闯关东》讲的是朱家闯关东的故事，那是一个缩影。闯关东持续到现在大概有300多年的历史。记得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周围有很多村落是以省份命名的，比如河南村、山东村等。有意思的是，闯关东的移民现在开始回流了。东北以前是人们避难、求生机的地方，现在是大量的东北人往南跑，80年代深圳的外来人口大部分是东北人。海南的东北人更多，那里的普通话是东北话。过去人们都往东北跑，现在东北人反而往外跑。

伴随闯关东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带文化意味的现象——所有在东北的外地后裔，逢年过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心结，这个心结就像“猫爪子”一样挠着他们的心。这个心结是什么呢？就是心里不断地嘀咕着一件事，我要回“关里家”，一到过年就要回家。“关里”和“关外”以山海关为分界线，山东、河南是山海关以里，东北、蒙古都是山海关以外，叫“关外”、“关东”。

这种回“关里家”的现象，就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觉得家的“根”在那里，那里有祖祠、宗庙，他必须回去找祖宗的“根”。我们知道河南、河北，尤其是山东，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窝”，儒家文化说起来就是“家国天下”，其中家是最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制度”等都是以家为基础。我们看电视剧《闯关东》，朱家如何经营家族的企业、如何动用家族的力量，就是受到儒家文化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东北原住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所接触的文化，是一种很强悍的文化，走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占有一块领地。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他很容易发生迁徙的冲动，而且他对自己地域以外的气候、人情、民俗、风情等，都会充满好奇感，并形成一种“一辈子不走出家就是没出息”、“哪怕在外面过得很差也要往外走”的观念。这是一种非常怪的现象。

第二个走西口。走西口，可以说是西北酸曲的由头。就因为有走西口这件事，西北才会有那么多的酸曲，才会有那么多好听的陕北民歌、陕西民歌。“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往肚里流”，那种舍不得的感觉，牵一牵衣袖都是好的。

为什么要走西口？因为在这个地方生存艰难，他们就想到口外去。西口，又叫杀虎口，“走西口”是到山西、陕西的西边。走西口的人大都是青壮年，最受女孩青睐的哥哥们。他们恰恰又是年轻女孩子心中的依托，恋情牵绊在心中。这种心理反应必然要通过一种文化方式表达出来，那就是陕北酸曲。现在我们从电视里看到陕北的一些歌曲，几乎没有极其欢快的旋律，都是撕心裂肺的。站在黄土高坡之上，上接天，下接地，孤独无靠的感觉，因为心上人不在身边。这和城市里的表现完全不同，不是闷着的，而是完全打开的，我就是要唱。

第三个下南洋，以福建人、广东人为主。“下南洋”很久以前就有了，比前几个还要早。“下南洋”分为几次：第一次，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第二次，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中原人就纷纷移居到印度支那一带；第三次，唐朝后期，黄巢起义到了广州地区，广东人大批往南洋移民；第四次，元朝灭了南宋，大量的遗臣、遗老就落难到东南亚；再后来，到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这是下南洋，很多文学作品都作过相关的描述，比如早期的《家族传》、《蛙女》等。

这是历史上的大迁徙。新中国成立以后，那种极其动荡的灾难性的影响，像过去的政变等因素都没有。现在我们讲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迁徙。

第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进城运动。大量的干部、军队人士开始进入城市，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以乡村为中心取得胜利的，那时很多掌权的官员还是农村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左右了我们很多年，一直到70年代末期，当时所犯的很多错误都是这种乡村思维模式造成的。这些干部进了城市以后，会产生激烈的心理反应，这些反映放到政治、生活上都会有不同的道德判断。

当时有一篇小说叫《我们夫妇之间》，作者萧也牧是一个跟随革命队伍进城的文化干部，当年和康卓、丁玲都有交往。小说写的就是革命干部、知识分子进城以后的反应，讲述这些人进入城市之后怎样调整心理观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关注进城情况的文学作品。小说刚发表的时候没有太多人注意，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小说里男主人公和他老婆都没有调整好。他老婆以政治正确为借口，没有看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本质区别。男主人公意识到了不同，但他只是带着好奇、新奇，甚至是猎艳的心理来看待。这种心理被作家丁玲看到了。在丁玲之前，批评家陈涌在《人民日报》写了文章，说这篇文章的思想格调似乎出现了问题，但具体问题他没有说清楚。丁玲认为：第一，他鄙视妇女，他对老婆从来都是一种郎当公子的腔调，油腔滑调的，一副瞧不起农村妇女的表情，最后承认错误也完全是假的，还是在玩弄妇女。第二，有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苗头，它是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反动的。丁玲在报纸上给萧也牧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叫做《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认为这种文学作品是一个反革命的倾向。萧也牧从此倒了大霉，最后在“反右”运动中死于干校农场。

这最早的进城文学，就这样被扼杀了，后来证明所有与城市相关的文学都要受到批判。比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还有宗璞的《红豆》等，后来都被批判掉了。所以新中国成立最初20年，城市文学的收获几乎等于零，没有人敢碰。文学作品写的都是工人阶级如何大炼钢铁，如何听党的话，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第二个是60年代后期，又一次由政府号召的迁徙潮——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下乡之后还有一次回流叫做返城。知青的下乡返城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文化源头，最初的文学创作除了控诉四人帮之外，几乎都是写知青生活的。

知识青年的生活趣味也值得我们分析，它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判断思维，即城市是不好的，乡村是好的。因为回到城市里找工作的过程很复杂，他们开始怀念乡村，其实他们在乡村充满了困惑，那是苦难式的。他们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青春无悔，岁月如歌，而实际上知青生活充满了难过，他们非常愿意留在城市里，宁愿在城市里面堕落，也不愿意到乡村去大有作为。到70年代中后期，知青几乎都是在偷鸡摸狗的生活中度日。像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洱的《鬼子进村》，韩东的《下放地》等，都与知青生活有关。早期的知青，比如梁晓声、王安忆，他们还有一些理想，后期的知青就完全没有理想了。他们的理想破灭了，这种破灭其实是一种觉悟，他们不再被虚幻的东西左右。

而怀有理想的早期知青王安忆、史铁生、梁晓声、孔捷生等，回城之后，还是怀念乡村，觉得那里像神庙一样值得我们回返。后来孔捷生写了中篇小说《大林莽》，但这不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是艺术的写照。知青的下乡和返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相似的，是反城市文明的。

第三个是70年代至90年代一次著名的迁徙，这种迁徙是以前很少出现的，它和下南洋不同，当时叫做出国潮。大批的人考托福，一般是去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甚至韩国。当时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朝鲜去的，几乎没有，除非是公派。这形成了一个出国潮，出国潮到今天又成了海归潮，为什么？中国的城市经济开始复苏了。深圳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IT行业的精英人士，将近一半是留学归来的技术人员。

八九十年代出去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人。现在美国知识界、科技界的精英有1/3是华人，硅谷大部分是华人，电子芯片产业等都是华人、亚洲人支撑起来的。一旦那边的经济开始饱和，我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巨大的诱因导致他们回流。过去有华侨归国，《人民日报》发头版，那时候引进一个“海归”是名誉、政绩。现在每年有大量的人从很著名的学校申请回国任教，“海归”找工作都很难。这说明中国城市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科技含量、人才需求等等，和过去相比，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种情况下，文化是不是也产生了巨大飞跃呢？非也。我们恰恰在人的素质、素养、文化程度等方面并没有多大提高。如果接触到文明程度高的地方，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种细微的文化标识。对于这些变化，我们还没有足够多、足够好的作品来展现。

现如今，最重要的迁徙现象就是农民工进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进城，深圳是一块策源地。深圳最早建立特区，80年代就有大量的农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到90年代农民进城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了。关于进城文学，很多人误认为以前没有相关的文学作品，是深圳的打工文学填补了这个空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进城文学，在20世纪初就有了。早在1922年就有作家写过这样的小说，而且反响很大。比如潘漠华的《乡心》，就得到了茅盾的高度评价。当时茅盾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在一期导言中评价这部小说就用了两个第一。

这部小说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主人公阿贵成为抱着“黄金梦”从农村跑到城市的第一批代表。阿贵是什么人呢？阿贵是一个年轻的木匠，当时乡村已经有破产的迹象（茅盾的《丰收也成灾》也有这类描述），乡村无法生活了，他就跑到城里来，想填饱肚子，其实根本做不到，最终他发出哀叹，说我得回家，还是家里好，我要回乡村去。后来这就发展成为一种“乡心模式”。所谓“乡心模式”，就是到城市去闯，闯过之后我要回家，城市里面过不好，我还有乡村兜底。这种城市永远不如乡村好的思维模式，严重影响了乡村出身的作家对城市的目光考量。

那时很多作家写“乡心模式”的作品，比如著名作家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统照的《山雨》、萧军的《第三代》。但是也有特例，作家丁玲写过两篇态度完全不同的小说。其中一篇叫《奔》，《奔》还是“乡心模式”；另一篇小说叫《阿毛姑娘》，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阿毛姑娘到了城市以后，觉得她的家就在城市，凭什么就他们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也要过，她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去打拼。在那个时代，以农民身份进城的第一位新人的形象就是阿毛姑娘，她不是过去常规的形象。

阿毛姑娘的形象，我们到近几年才从一些作品里看到。像江苏作家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写的是进城生活的这批人，已经身居高位，但还是觉得城市不好。主人公每天晚上要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他拿着一个锤子到大街上，没人的时候把水泥板撬看，让土地露出来，然后再悄悄地回去。平时种花、种草，甚至要种庄稼。山西作家王祥夫的《五张犁》，内容是五张犁的土地被城市征用了，他就用种地的方式来种花，像种地一样为花除草、卸苗、收割。我感觉这个小说写得太邪乎了。这种故事怎么会发生？作家的想象力正在枯竭。为什么？他和生活脱节了。描写农民工，就认为农民工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苦难和血泪。不错，现在看到很多农民工的确很难，风餐露宿，工资很低，老板还可能拖欠工资。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江苏作家范小青说，他接触了很多农民工，他们其实很快乐。他们内心非常单纯、透明，拿了钱之后，马上就去喝酒、卡拉OK，乐得不行。城市的大款、老板，他们的确是城市的主人，可是他们快乐吗？

农民工的生活虽然困苦，他们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忽视了他们精神上的具体样态，这是中国作家的失职。现在有一些年轻的作家注意到这一点。比如山东作家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一个农民天天赶早骑车去城市卖菜，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突然有一天他出了车祸，出车祸的一刹那他灵魂出窍，来到城市过上了他所向往的城市生活。他向往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吃大酒店的自助早餐，吃过之后，又去洗头房和小姐打情骂俏……按照城里的方式消费完，他就想，我得回家了，于是身子轻飘飘地飞起来了。他在空中看到自己的院子，有一个棺材，很多人在哭，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得去看看。在即将落下来的时候，身体开始沉重，最后落在自己的棺材里。

这小说很有意味，手法上很超前，想象力丰富。另外，他看到一个问题，其实送菜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了解非常有限。他永远不知道城市生活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作家缺少一种巴尔扎克精神。巴尔扎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创作的系列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不仅仅是给历史照相，不仅仅是法国社会在资本上升时期的缩影。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的前言里讲到，我看到的是法国人民生活的风俗史。风俗包括伦理观念、道德观念、内心感情的变化。葛朗台为什么那么吝啬？因为在这个社会人情开始淡漠，人和人之间无法交流，在城市迁徙的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矛盾。

今天可能是新的巴尔扎克到来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一个与巴尔扎克能力相当的作家。即使是贾平凹的《秦腔》，也是一种比较散的记录，总体上缺少一个架构，没有长篇小说的基本元素，如对人物的刻画、氛围的设定等。作为长篇小说它要有一种力量，一种让人读过以后不吐不快的力量在里面。

写迁徙的文学作品，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荆永鸣的小说《北京候鸟》，写的是农民工农闲的时候进城打工，到秋收的时候挣了钱回家，像候鸟一样按着季节来回跑。经过考察和阅读，我感觉一部分农民工的生活是这样，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男女的生活理想在城市，不是挣了钱回到乡村去。

现在进城的这批人，来深圳是立足率最高的，他们已成功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之一。如果我们把深圳的外来人口哗地一下子撤走，那无异于发生了一次海啸。深圳已经离不开他们了，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但是，深圳还没有人能够用文学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刚才说到谢宏的小说《自游人》、《深圳往事》写的是原住民的生长史。如果能用大气的艺术方式，来描述外来人口的成长史，及其与深圳本身、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写好了肯定是一部杰作。因为深圳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神经”所在，它预示着中国未来的“脉搏”如何跳动。

深圳是近20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方，可惜它没有引领中国的文化发展。如今的作家想了各种各样的招数来写农民工进城，但是有太多类似、完全一致的人物。因为我们的作家缺少耐心去观察。有那么多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为什么范小青的《城乡简史》能获得“鲁迅文学奖”？这里面没有偶然。因为他为小说写作找到了新的切入口，或者叫载体。什么新载体？过去我们写乡村文学，都是写阶级斗争、土改、盖房、分田到户等。范小青“转”了，他发现了账单、日记本，这个新载体带来了文学的新变化。一个时代必有与之匹配的新的形象、载体，所以必须发现新事物。比如范小青早期的小说《在街上行走》，一个误夹在向乡村学校捐赠的旧书刊里的城市普通家庭的消费记账本，里面的账目尤其是“香薰精油”，勾起了乡村一家人对城市的无限好奇和向往，于是开始了进城的生活。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发现这些东西，得有一个“抓手”而不是按常规的生活去抓，范小青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巴尔扎克在最著名的长篇杰作《幻灭》里提到，“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法国的外省青年有这样一种精神，中国青年也一样。我们的外省青年经历了城乡差别的磨炼，在这个社会制造的天梯上一路攀爬。50年代到80年代，社会给人制造的乡村到城市的关卡，就是户口。农村人进城像是天梯一样，很难逾越。刘玉栋的中篇小说《芝麻开门》，写的就是这么一段历史。小说从成长视角沉重地追忆了人们在生存的压迫面前，陷入摆脱农业户口的争夺中，不得不造成亲情的迷失和人心的伤痛。

户口这个天梯让我们攀爬了很长时间，但是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我们有那么多“乡心模式”的写作，但是从精神、生命的角度来关注人们迁徙之后的心理变化的，太少了。包括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也是这样，展现的只是一个阶段的故事而已。在这些故事中，因人的生命处境、内在的痛甚至是内在的快感迸发，那种具有震撼力的、让人心凝聚的东西，那种让你看了之后放不下、不能释然的东西，还没有出现。

现在的艺术家、文学家的耐心似乎被掐灭了，人们都在比量而不是质。你写了多少？你发了多少？你赚了多少钱？都是在比数量。生活也在比数量，房子多大？多少平方米？多少钱？你在几个城市有房子？没完没了，都在比数量。中国的高校也在比数量，对文学也是用数字衡量，这就造成了中国学术的粗制滥造，一切都是所谓的技术化统领。这个技术化统领对中国的文学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俄罗斯爆发一场战争，可以产生10个、20个、30个世界级的文学经典来。中国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有多少会写到？日本有个作家写出了有关广岛的长篇小说，写日本人在灾难面前内心对生命的心情，让人感觉日本在战争当中就是受害国，完全是无辜、委屈。前一段我接触到一个日本友人，他问我，你们中国有没有写南京大屠杀的好作品？有写重庆大轰炸的好作品吗？有写七三一部队的好作品吗？拿过来我帮你翻译。我可以找人在日本出版，让日本人知道那时候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对日本的历史有正面的想法，因为大多数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他们有自己的文学宣传，他们的理解不一样。

中国作家没有像样的作品来写这些，包括迁徙文化，从古至今那么多次大迁徙，杰出作品没有几部。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文化研究还可以，文学创作的确不容乐观。可以说，中国文学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