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全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最文明的城市之一、最有人文精神的城市之一。假如把文化、科技、人文精神整体加起来，深圳是一个和国外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方。

深圳非常重视教育，深圳的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到深圳来的人心中都有一颗理想的心，怀着抱负的胸怀到深圳来，深圳原来是一个渔村，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要一批人——要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走到深圳来，到深圳白手起家，把深圳建设成“人间天堂”。到深圳来的人方方面面都有，从企业家到老总，到普通的打工者，他们都是胸怀理想的人，都带着一个梦过来，所以我对深圳人充满着尊敬，对深圳的教育事业充满了尊敬。

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在中国努力地进行洋务运动追赶西方，但却越追距离越远。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把洋务派的领导张之洞叫来。他问张之洞：“为何我们大清国和欧美诸国距离越来越远，这是什么原因？”张之洞告诉他：“我们除了学习西方办钢铁厂、棉纺厂、实业机关、面粉厂之外，西方还有两样东西是我们大清没有的。”光绪皇帝问：“哪两样东西？”张之洞回答：“第一个是办大学搞教育，我们大清的教育只是培养贵族子弟，而西方的教育是全民的教育，只要你考进来就可以学习，它为这个社会培养最有用的人才，所以他们人才辈出。第二个是国外有一个叫图书馆的地方，这个图书馆我们大清也有，但是大清的图书馆都是放在皇宫里面，供皇帝或少数人读的，是大学士去看的，而西方的图书馆是敞开的，让每个公民都可以读。”光绪皇帝听了大为感叹，马上说：“办这两件事。”这之后就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然后马上办一个图书馆，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国家图书馆。今天我在深圳图书馆讲教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非常高兴！

到了民国，由于袁世凯的阴谋逼迫，孙中山觉得要让出自己临时大总统的位子，于是就把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并且对袁世凯说：“孙文考察了西方很多国家，西方凡是发达的国家有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样是教育；第二样是交通。所以，我愿意做您内阁里的教育部部长，或者做交通部部长。”袁世凯故作惊讶地说：“不、不，以你的才俊怎么能只做这个部长。”我不说他们之间后来的斗争，我说的是有识之士从张之洞到孙中山都把“教育”看成是全民头等大事。社会的整体有两样东西：第一是它的管理，它主要是管理人；第二是教育，它能把上一代的教育成果延续到下一代。如果把“人文教育”这一层拿掉，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会倒退。

教育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都非常重要。教育能够改变一个家庭，改变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所以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务必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教育好，至于怎样培养和教育，以及我们教育的困境，我们接下来再谈。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成绩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成绩还是不错的，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今天不谈成绩，我们谈谈不足和弊端。

我们有很多奋斗在第一线的老师，他们勤勤恳恳做园丁，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灌溉下一代。应该说，从国家到个人，我们的老师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个不足之处归根到底有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因政施教。教育是围绕政府的，我们不反对教育是为政府服务的，但是教育是为全民族、为国家的，不是为了某个政党和政治集团的，教育是为全体的，“教育”是非常大的概念。西方以前是三权鼎立，有司法独立，蔡元培提出了“教育独立”，但这个方法行不通。

我们还要因德施教，从道德立场出发进行教育，这也是好的，道德是要教育的，做人要有道德，教育孩子要有道德，这很好。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教育的是人，不是机器人，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每个人都有个性，大家都是个性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但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够好。

做父母的有时候觉得自己会理解自己的子女，但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地理解，哪怕他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已经具备了以后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一个院士的潜质，而且俗话说“三岁看老”，你要从三岁的时候看出你的孩子适合什么方面的教育——他不是弹钢琴的料，你就不要拼命让他弹钢琴。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但我们对个体的差异认识都不足。

上海电视台做过一个调查，有一个节目中，主持人问一群孩子：“假如到了晚上电灯突然熄灭了，一片黑暗，那怎么办？”

第一个孩子举手说：“叫爸爸修。”这种孩子很普通，出了什么事都靠爸爸，他理想当中崇拜的英雄就是爸爸，虽然他长大了在理念上要打倒他爸爸，但这是潜在的，从哲学方面讲这是依赖父母的一种孩子。

第二个孩子举手说：“我叫工人叔叔来修。”这个孩子比刚才的孩子进步了一点，也许他觉得他爸爸只是一个书呆子，读书可以，修灯不可能，整个电路坏了没办法，他就打电话叫工人叔叔来修。

第三个孩子举手说：“灯坏了，家里黑了，我们就睡觉。”这个提议不错，没有灯就没有灯，这个孩子是随遇而安型的，你可以说他是消极等待，也可以说是能顺应变化。

第四个孩子举手说：“灯坏了我们就点蜡烛。”他好像在积极地反驳，有一种创新精神。

第五个孩子举手说：“家里的灯坏了，我们就搬到旅馆去住。”这种孩子长大了要出国的，他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住得不舒服就到美国、澳大利亚去。他会换一个地方，“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家里的灯坏了，就搬到旅馆中住，大人都不一定能想出来。

第六个孩子举手说：“灯坏了，我就到森林里去捉萤火虫来照亮房间。”这就是浪漫主义精神，他有种想象力，你到哪里去捉萤火虫？现在灯坏了你走也走不出去，怎么去捉萤火虫？这就是想象，这种人搞文学挺好的。

所以，小孩子的创造力是很强的，以前我们作家协会做过实验，就是出一首诗，只写个开头，然后让很多作家写下去，但他们写不好，小孩子却可以写好。

台湾三年级的一个小孩子写《蛋》，他怎么写的？不是球/也要滚来滚去/“啪”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不是球/也想很调皮地滚来滚去/“啪”的一声破了/哎哟，太阳流出来了。

还有一个四年级的小朋友写《捉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城乡结合部的小河里面去捉鱼的经验。这首诗有四句共20个字，我把前面几个字写出来，后面的让一些作家、诗人、写歌词的人去接，但他们都接不了。诗的第一句是：“我们去捉鱼。”第二句是：“河里没有鱼。”他捉了半天才知道河里是没有鱼的，因为小河很浑浊，是没有鱼的。

有个小朋友这样写：“我们去捉鱼/河里没有鱼/我们变成鱼/大家捉来捉去。”这是什么？这是游戏，没有鱼，我们大家就变成鱼，大家捉来捉去。这小孩子真是个非常棒的小孩子。

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很多弊端，它就是重视你的成绩、只重视分数，它不重视孩子有多大的能力，是不是具有创造性。所以，中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考试制度真的需要改进，相信大家都在关注。

第二，考试。“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这就是我们人生必须经历的。我在“文化大革命”后进了大学，大学里有一次进行外国文学教育考试，这次考试是考果戈理的《死魂灵》。《死魂灵》讲的是讽刺艺术，我们把它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都倒背如流，最后考试题目出来了，上面画了5条线，请在每一条线上面，填一个果戈理《死魂灵》里面地主的名字。当时全班学生都傻眼了，我们心里很愤怒，大好的时光就在老师教俄罗斯地主名字、考俄罗斯地主名字的无聊当中度过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教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教育制度的问题，我们都受过考试的虐待。现在我成了大学老师，我对我的孩子非常用心地教育，我儿子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孩子。我们带他到一年级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数学老师让他拿几个棍子，体育老师叫他作几个动作，然后语文老师问：“小朋友，你说是看书好还是看电视好？”他这种问题低估了小朋友的思想，当时我儿子脸上闪过一丝狡猾的笑容，他的回答很幽默，也很有空间，他知道老师盼望他说读书好，他就说：“读书好。”老师说：“读书好，那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儿子又笑了一下，这里面幽默的空间更大了，他说：“我长大了要做理发师。”人家做工程师、解放军之类的，我儿子长大要做理发师。这时候所有的老师都围过来了，觉得这小朋友挺好玩，老师问：“你为什么要做理发师？”我儿子说：“我要把你们统统都剃光头。”其实在这一瞬间小孩子就看不起老师，这是真的。

还有一次，语文老师在上面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儿子就举手了，老师说：“你有什么问题？”他说：“老师，你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老师说：“是的。”他又问：“老师，10个臭皮匠顶几个诸葛亮？”语文老师就愣在那里，他就指着语文老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的诸葛亮是‘除不尽’的！”从我儿子身上可以看出来，小孩子是多么的天真、多么的伶俐，假如我们的教育能顺应他们成长，就都会有创造性的成果。我们现在国民教育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把教育这个问题搞好，我们的民族就会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有希望。

我们一直谈怎么教育孩子，那么教育孩子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孩子要“有理想”，有理想的人才是最厉害的人。有理想、有信念随便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好。对比了中日的情况，我们发现日本的教育理念是“有理想、有理念”，不管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他就是坚持做下去，最后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要坚持“有理想”的信念。

第二，教育孩子要“有精神”。一个人是要有精神的，除了要有理想、有抱负还要有一种精神。精神往往反映着一个人的气质。

第三，教育孩子要“有感情”。尤其是妈妈要和儿子、女儿分享欢乐，也分享痛苦，他并不是天生有感情的，即使他天生有感情，但也还是要你教他，教他具有同情心。孩子的情商非常重要，尤其是年轻的、漂亮的女孩子，男孩子也一样。漂亮的、年轻的女孩子在任何情况下用形体语言说话都要保持微笑，微笑是要学的，是一种情感教育。如果一个人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她学会了微笑，学会了向她的亲人微笑，学会了向她的学生微笑，学会了在超市、菜场、车站向大千世界微笑，那么她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

第四，教他们知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是“行而下”的，学一点是一点，知识重要吗？重要，是以后吃饭的“饭碗”，是做事业很重要的“利器”，但是“知识”比起“理想”、“信念”、“精神”、“情感”还次一等，所以是第四点。

我们要重视智商，更要重视情商。美国很多科学家研究，职场中很多成功人士智商不一定高，但情商一定要高。怎么指导孩子的情商？比如，快放暑假了让孩子帮家长做事，帮妈妈洗碗。原来我的儿子要我买一辆自行车，我说：“好啊，爸爸有钱是因为要教书，妈妈也是，你现在要买自行车，可以，你要洗碗，每次洗碗得5毛钱。”他就开始洗碗，后来，他觉得一天5毛钱，两天才1块钱，时间太长了，那要洗到什么时候，他就不干了，他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即将要到国外去留学，要打工，要学会洗碗，这都是最基本的事情，我说：“好，那加到1块。”他就拼命地洗碗。大家要知道，审美是一种习惯，做家务、做事情也是一种习惯，教他有情商以后也是一个习惯。后来，当他妈妈有一个头疼脑热，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在他妈妈的身边问：“妈妈好一点了吧？”他妈妈说：“走，有这个时间去做别的事！”他不走，就像个“小狗”一样撵也撵不走。为什么？他关心他的妈妈，因为你教育他，使得他情商高了，他就和你互动。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要平等地对待孩子，平等地给他讲一些东西。我们的教育要避免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知识与文明的错道。刚才我已经提出来了，我们的教育是“要有理想、有理念、要培养精神和感情，之后才是知识”。现在我们把知识变成要紧的事情，就变成了知识和文明的错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和家长让孩子学英语，背唐诗，学钢琴，恨不得一夜把孩子变成博士、硕士。但有些硕士、博士非常差强人意，连基本的文明礼仪都不懂，所以博士、硕士要回过来向小学生学习，回到幼儿园重新学文明礼仪，重新学一些做人的道理，重新学一些基本的规则。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唯知识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就是这样。

第二，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不要舍本逐末。我经常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拉着读小学的女儿穿过红灯到对面的老师家去学钢琴。在这个年轻的妈妈看来，学钢琴对提高她女儿的素质很重要，穿红灯没关系，这和日本的教育恰恰相反。我去过6次日本，有一次和一个处长到日本，和日本人一块出来要穿一条马路，那条马路上有红灯，中国来的处长一看左右没车就穿过去了，边上的日本人问我：“曹先生，你们中国的红绿灯是不是和我们相反的？”我说：“什么相反的？”他说：“红灯可以走，绿灯要停下来。”我说：“没有反，都是红灯停下来，绿灯可以走。”他又问：“那位先生为什么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说：“你已经看到了，两面都没有车，对他的生命绝对不构成威胁。”这里面就道出了我们直觉上的问题，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从现在对我有利还是有害的立场出发，都是“实用主义”。

有很多人问我：“曹老师，我的孩子上幼儿园了，上小学一年级了，您看怎么教育他？”我说：“第一步遵守‘七不’规范，这是和世界接轨的。遵守‘七不’规范的孩子长大了很多人喜欢他。一个有才能，有知识的人随地吐痰、乱穿红绿灯，再有能力领导看着也不舒服。第二个是我们不要舍本逐末，我们要注意最小的行为规范，什么事情都要想到别人，想到下一步。”

第三，我们要关注长期以来我们漠视的“养成教育”。很多教育不是知识性的而是习惯性的，习惯性就需要养成教育，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不是说日本人好，但是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去过日本的面馆，看到日本的两个男孩子在吃面，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动声色，我还以为他们在下围棋，走过去一看知道他们是在吃面。我们吃面的时候，把面条拉那么高，我还要拉一下，看它有多高，妈妈说孩子没有吃相，其实是因为妈妈没有教过。所以你们要教孩子，要吃有吃相，站有站相，走路有走路的相，这都是行为教育，一旦他习惯了以后就会习惯成自然。

我们的社会是个大染缸，很多学生在学校是好的，但是到了社会，就出现了人格分离的现象。

第四，我们要关注长期以来失败的教育方法。很多孩子不相信我们的教育，我的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老师还没有给他上课就给他提了两个问题，他就在内心深处潜意识地忽悠老师。我们的教育有很多错误的方法，包括很多指导思想的错误，我们教给孩子的内容都是把孩子当成了“傻子”，教育都是片面的东西，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东西。我们跟孩子说：“一个八路军打死了很多日本鬼子，但是我们是不死的。”敌人死了一大片，我们不死，我们不会死是最好了，但是也不能这样，要不然我们的抗日战争早就胜利了，何必打了八年？我们要把事实讲给孩子听，孩子比我们要懂得多。

清代有个薛福成，这个人到了法国看油画馆，写了《观巴黎油画记》，这个《观巴黎油画记》说到有幅大的名画《普法交战图》，画的是法国和德国打仗，法国被德国打得非常惨，死了很多人，惨不忍睹的画面。法国人自己画自己被打败的惨状，使所有法国的后代站在这幅画的前面义愤填膺，决心要怎么样。这是“悲剧教育法”，我们很多教育都是“喜剧教育法”，我们要把事实的真正情况教育给孩子。

举个例子，我前几年碰到我们学校的教授，他是写文天祥的，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的爱国英雄，他把《正气歌》谱成歌词唱，他说文天祥不得了，怎么爱国、怎么好。他和我讲，我说：“文天祥确实是了不起的，但是你光把这个东西讲给学生是不够的，如果你把文天祥的情况讲给学生听，学生会有很多的连锁反应，他的智商一下子会提高。”文天祥原来考试得第六名，状元、榜眼、探花都没有他的份，但皇帝给了他状元，然后给了他宰相的重任，所以他肯忠于皇帝。元兵打过来的时候他坚决不投降，他要尽忠。他弟弟也像他一样不投降，文天祥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弟弟，他说：“弟弟，你投降！为什么？你如果也不投降，元兵会把我们全家都杀死，你如果投降，元兵就不会杀我们父母。我不投降是尽忠，你投降是保住父母，是尽孝。我们兄弟俩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文天祥非常的聪明，考虑得很充足——弟弟不投降，他劝弟弟投降。所以，如果我们把很多真实的面貌，把事实的真相教育给我们的孩子，孩子的智慧会大大地提高。

第五，我们要关注舆论导向，政治导向。比如“百家讲坛”，央视的“百家讲坛”不如深圳的“市民文化大讲堂”，为什么？开始央视的“百家讲坛”不错，后来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作秀、越来越炒作。真的，我是一直忍着。于丹讲《论语》，《论语》是我的本行，我的10个研究生把于丹批得一钱不值，要我来签名。我说：“不，于丹还是不错的，不管怎么说，人家还是讲出了《论语》，让别人注意到孔子的这本书。但是她的解释并不对——比如，孔子看他的学生都很可爱，子路、冉求，每个人的回答都不错。孔子微笑着说：‘各言其智。’他是微笑着说的，于丹理解成是‘冷笑一声’，可这绝对不是‘冷笑’是‘微笑’。”因为于丹讲的那些东西还是普及了文化知识，是不错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她。

但是，现在我觉得越来越不好，有一次《文汇读书者报》让我写一篇文章，什么事呢？是因为王立群。王立群也是一个我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王立群搞文学研究的书都寄给我，我对他没有印象，但是觉得他书写得不错，我就说：“你书写得不错。”他就给我写信邀请我到河南大学讲学。我说：“好，有机会一定去。”王立群早前说过的“焚书坑儒”不是“坑儒”，“坑”的是一些方士的理论，这在学术界、文学界、历史学界很多人说过了。但是王立群以为是他发明的，他认为“坑儒”“坑”的不是儒生，只是一种方式。

四川有一个叫魏明伦的学者，我也很佩服魏明伦，他是一个天才，很会讲，也很懂得用电视作秀。我是正面理解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做事情的方式，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不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就一头冲进去，大批王立群，他的批判有作秀成分，我看了不太高兴。我说：“你对剧本、演戏很有发言权，很多方面你懂，但是这个方面你不懂。在全国比你懂的人成千上万，人家都没有讲，你就冲进去，把水都搅浑了。学术都成了一桶‘浑水’，一塌糊涂。”我们知道半桶水晃荡、一桶水缄默，我们都不响，真正搞研究的人都是听他们在那里说，我觉得魏明伦不能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王立群虽然是我没见过面的朋友，我在报纸上写文章说：“你也有被央视“百家讲坛”宠坏了的倾向。为什么？你看你说的什么话，‘汉武帝是个儿歌作家’、‘汉武帝比博士生水平高，也是个追星族’等等。这些话又无聊，又无知，我们平常讲的没有说到本质上，说到本质上可能有意思。”我吃饭时和汤秘书长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有外遇，所以不入家门。’这是什么话？这是乱说的，是诬蔑大禹，虽然大禹没有后人，不会提抗议，但是你照顾一下你的形象，这不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说的话，我们应该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讲。要我说，大禹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他是一个‘工作狂’，像CEO、总经理都是工作狂，所以‘三过家门而不入’。这要看你怎么解释，但是反过来说‘汉武帝是儿歌作家’、‘汉武帝的水平比博士生高’，这种话私下里讲，饭桌上讲也可以，但是你的声音被央视的话筒放大了，天下的人听到了，人们觉得你有点油腔滑调，觉得你有一点低下，觉得心里不舒服。”

还有更严重的，他写秦始皇后面有一首《秦皇吟》的诗歌，我是教诗的，我看了以后在报纸上写：“这绝对是一首比较差的诗。再进一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你对诗歌的基本训练非常缺乏。而且你还以为很好，放在那里做后记，这就有问题了。《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原来黄钟的人应该保持音乐的纯洁性和崇高性，如果雷鸣失当，像打雷一样叫得太响，就有成为瓦釜的危险。”我说：“王立群你看到这个评论不要生气。谢谢！”编辑还说：“你这个‘谢谢’是神来之笔。”

日本有两个作家专门写男女爱情，一个是春上村树，还有一个是渡边淳一。虽然他们有那么高的人气和收视率，但日本的文化评论界仍然批评春上村树和渡边淳一降低了日本国民的阅读水平，弄脏了日本国民的阅读品位。这就像央视的“百家讲坛”，不是说央视的“百家讲坛”不好，以前也出于丹的《论语》讲座、易中天的讲座，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甚至是浅薄的东西，但是它对于普及中华文化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些名著可以放在讲坛上讲，有些儒家的经典要慎重考虑，一定要放在讲坛上讲的话，讲课的人要自律。现在造成的印象是，《论语》就是于丹解释的这些东西，其实《论语》可以有一百种、一千种、一万种的解释，于丹讲的是她领会的一种，于丹讲的不是全部，你不能把它看成是全部。

现在是人们在金钱和权力中迷失的时代，真正的学问是极弱的，有学问的人很多。现在是“半桶水摇晃得很厉害，一桶水保持缄默”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考虑如何挽救、规范提高国民的人文精神，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胃，包括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所有听众的胃，不是想喝稀释过的、加了糖的、兑了水的、加了三聚氰胺的、有瘦肉精的打引号的“营养品”，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营养品”。

我刚才讲的和秦始皇无关、和王立群无关、和魏明伦无关，我说的是“讲座成了娱乐，‘百家讲坛’成了俱乐部，严肃的学术成了闹剧和游戏”。规范学术的篱笆墙倒了，需要我们扶起来，重新插好。

我今天还有一个观点是，教育的问题有一个缺失，我们教育出来的都是工匠，都是掌握知识的高级动物，因为他没有人文精神。我们的大学是培养什么人？交通大学就是培养工程师？就是工程师的摇篮？不对的。师范大学就是培养做老师的？也不对。成为工程师，成为老师是“行而下”的目标和任务，所有的大学“行而上”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城市向前发展的未来芯片，培养精神的中产阶级，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我要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