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教训。今天我是想从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新概念、新战略、新经验、新突破以及新课题这几个方面和大家作交流。

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最壮美的主旋律。文化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中相当令人关注的部分，它和经济体制改革几乎同时起步，而且正在展开一个波澜壮阔的辉煌篇章。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这一场由上而下启动、由下而上深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全方位的伟大历史变革，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次除旧布新、自我完善的体制革命，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创新。

这个文化创新始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发表之后，文化系统、文化领域迅速行动起来，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有些地方跟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是同时。比如福建当时就对艺术表演团体实行了四定一奖（定全年完成演出场次，定演出收入，定经费开支标准，定国家补贴数额，对全面完成“四定”任务者奖），跟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相近。1979年7月，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汪洋给中央书记处上书，上书讲什么呢？讲电影怎么让老百姓看得更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影体制还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发行放映单位受到体制的束缚，展不开手脚，而老百姓又特别希望看电影，所以他就给中央上书报告。中央很重视，8月份就对这方面作出了决定。为什么说文化创新始于1979年？一个是艺术表演团体，一个是电影，这两块是和人民的文化生活直接相关的，率先进入改革的进程。

从此开始，文化体制的改革其实是起伏激荡，有的时候在前进，有的时候又突然停止，有的时候甚至往回走了几步。电影这一块体现得最明显，当时已经准备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了，由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著名的电影理论家陈荒煤牵头改革，后来这个事情又搁下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形势。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在这里我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院团的改革走了一步，电影的改革走了一步，后来图书馆的改革也开始推进，还有群文体制、博物馆、艺术教育体制的改革，文化领域各个部分陆陆续续地展开了改革的进程。但是改革的过程有时候是很艰难的，它涉及整体的配套，相对来说，文化这一块和经济、政治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所以，当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文化不一定就跟着前进；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文化也可能突飞猛进。这种情况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

为什么要开展这场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展开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文化事业发展远远不适应经济、政治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

举个例子来说，我国的国有剧团1958年有3181个，一年演205万场；1990年有2788个，一年演49万场；再往后走，到2005年有2502个，一年演40万场。205万场到40万场，减少了五分之四。这些年一直都徘徊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国的剧团经历了这样几个历程：1950年的“五五指示”对原来的老剧团进行改革，周恩来总理那时候就提出剧团要企业化经营，可惜后来我们的剧团没有走这条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成为百分之百的官办、官享、官身（这是我的概括）。官办就不用解释了；官享就是官方、公家人看戏的时候多，老百姓看得少；官身就是剧团的那些干部、演员、职工都变成了国家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它越来越被国家统管、统包，服务功能就越来越低。

“文化大革命”也对图书馆的建设造成了一些影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图书馆总共才55座，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发展到562座，到1970年又降为323座。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那个时候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是被忽视的，国家投入得少，很多地方没有图书馆。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县里面只有一个图书馆，想进图书馆太难了，想看一本书也太难了。那时候唯有《毛泽东选集》我们能拿到，其他没有什么书可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图书馆的数量迅速地增加，到1978年增长到1218座，到1990年变成2527座，到2007年接近2800座。这些仅指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不包括县以下街道、乡、村、甚至一些居委会、文化大院的图书馆，所以说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果。

但对一个大国来说，这还远远不够的。文化体制改革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呢？1980年之前，图书馆没有专门的机构，归国家文物局管。后来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在文化部增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原来由文物局管理的图书馆也划归文化部来管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文化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文化自我完善的伟大创新工程，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性文化工程。这些年来我们有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