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算起，至20世纪末的15年间，是一段极为动荡的时期，其间经历了1991年的苏联解体，我们可将这段时期视为苏联—俄罗斯社会转型期。

苏联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中所创立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无疑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实践也证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社会发展，苏联的体制和经济制度本身逐渐显露出各种矛盾，国内经济，尤其是农业陷入了困境，国家的财政也出现严重困难，生产效率不足，而且，苏联还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耗费了巨资，有资料说其投入每年约占其国民收入的41%。所有这些，致使苏联这一资源丰富、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工业强国的超级大国，却无法满足本国居民最普通、最必需的物质需求。苏联的经济正需要现代化改造。政治体制方面，由于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特权阶层”扩大化。所有这些都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面临两难的局面，“不实行改革，俄罗斯就不具备帝国的力量；实行改革，俄罗斯就失却了帝国的愿望”10365327。戈尔巴乔夫1985年出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以后，明确这场改革是革命性质的，旨在克服停滞现象和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可靠而有效机制的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除改革外，没有其他出路，所以不能退缩，也无处可退。戈尔巴乔夫主张要对经济和整个社会体制实行深刻的改造，苏联内外政策上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动向。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的报告以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和决议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对苏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挑战。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新党章中以“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提法取代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这种改变表明了他对过去那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切实际的理论的否定。戈尔巴乔夫对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会“自动相适应”的传统理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生产关系应当经常加以调整和完善，这一理论为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戈氏的本意是渐进实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但是，一方面，来自苏联高层传统派的阻力非常之大；另一方面，民主派的“500天计划”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的设想，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颇为复杂，见效缓慢。为了推进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从政治领域向传统体制开战，希望先解决政治问题，然后推进经济改革。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新思维”，主旨是结束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和竞争，集中精力搞国内的改革和经济建设。1988年5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到世界范围的极大关注，会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提纲。决议指出，党主张完全放弃对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越权取代，放弃几十年保留下来的由党委承担不属于它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做法，也就是说，处理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严格划分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机构之间的权力，党政职能分开，宣布扩大公开性，实行重大的法律改革。在戈氏“新思维”的指导下，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党的报刊及各种媒体坚定地宣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思想理论界摇摆不定，社会生活出现动荡。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为了建立有效的政治体制推动改革而启用激进派代表叶利钦以后，党的领导层失控，一场最终加速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变更的改革运动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兴起。

1991年8月19日，苏联共产党内传统派发动暴动要求戈氏下台，此后成立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军队开进莫斯科，试图接管国家，巩固苏维埃政权。当时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反共领袖叶利钦得到部分人民群众、军队和企业的支持，主动反击，三天之后传统派的这次行动宣告失败。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8月23日签署“关于停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被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等于消除了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同年12月，叶利钦密约白俄罗斯、乌克兰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彻底宣告解体。

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上和苏联国内宗教势力的活动，对苏联及东欧社会大变革，作为外因曾有过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美国和梵蒂冈宗教势力进一步加紧了对共产党国家的渗透与颠覆活动，目标首先是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人口最多的波兰。由于波兰与苏联比邻，他们相信，如果使波兰成为自由的非共产党国家，将是插入苏联及整个东欧的一把利剑。波兰天主教会支持团结工会，曾多次举行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游行示威，并在教堂里放映反政府的录像。波兰共产党和政府最终抵御不住来自里根总统和教皇的双重压力，直至被迫与教皇对话。同时，在捷克、匈牙利、民主德国及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出现不稳定态势。据英国“宗教与共产主义研究中心”统计，自80年代初期起，世界上有35个国际组织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源源不断偷运《圣经》和宗教宣传品。为了帮助东欧国家和苏联修复教堂、修道院、宗教学校，西方国家和教会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捐助了150辆卡车、大批建筑材料和医疗器械。苏联的亚美尼亚东正教会、格鲁吉亚东正教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组织都得到过物品捐赠。10365328东欧邻国的动荡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80年代初，苏联当局还没有改变对教会的态度。1988年是东正教在俄罗斯立教1000周年，为了隆重纪念这个日子，俄罗斯东正教圣主教公会早在1980年年底就组成了以牧首皮缅为首的筹备委员会，阿列克西都主教出任筹委会组织主任委员。筹备纪念基督教传入俄罗斯1000周年的活动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了整个80年代的教会生活。

相应于教会的纪念千年筹委会，苏共中央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针对教会将举办的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千年纪念活动进行协调和平衡，对此作低调处理，尽量抵消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当时的苏共中央宣传部认为，举行庆祝活动“对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政府拟“不禁止庆祝，因为这仅仅是教会范围的事情”。而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对东正教会举办庆祝活动则表示理解、赞同和支持。全苏联和境外的宗教界一致认为，俄罗斯接受基督教1000周年庆典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事件。世界各地的东正教徒都很关注俄罗斯教会的举动，国外的东正教会亦不断呼吁和制造舆论，力图扩大这次活动在苏联国内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也顾及到国际范围对此的反应，并权衡了国内的活动安排。1983年，政府决定把莫斯科最古老的、13世纪建造的极具历史文物价值的丹尼尔修道院移交东正教会，以供教会用来作为筹备纪念活动的行政指挥中心。东正教会对此极为重视，由阿列克西亲自负责主持了这所大教堂的接收和其后的修缮等工作。

修复以后的丹尼尔修道院成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政务中心、牧首公署和圣主教公会的官邸。它的重新使用在整个筹备纪念活动时期是一个重大的标志，反映了国家一贯坚持的战斗的无神论已经改变姿态，对教会作出了某种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