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大众传媒的热切参与。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替年迈过世的契尔年科当政以后，改革的进程在所有社会生活范围内展开。政治改革首先是解决多党制问题，与此同时，以叶利钦为领袖的激进派还特别看重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理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苏联宪法上尽管明文规定有信仰自由，但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改革以前的苏联是不存在信仰自由的，苏联改革开始以后，教会的地位才有所恢复，但是还远远不够。叶利钦主张继续提高教会的地位，发挥宗教的作用。他确信苏联教会信奉和传播的那些永恒的、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将对社会有所帮助，特别是教会的许多富于伦理原则的劝诫会帮助苏联人民克服信念的危机，渡过难关。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必须改变以前管得太死的宗教政策。他支持教会的千年纪念活动，认为对苏联“具有政治的和道德的意义”。

1988年戈尔巴乔夫关于政治改革的“新思维”也不再强调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代之以提出重视“全人类精神价值”的观念，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口号。

社会思想随之活跃起来，人们对许多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诸如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全人类价值与阶级价值的关系、社会主义的面貌、民族和民族历史、民族文化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兴趣。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人民思想意识多元化的要求，给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随着“民主化”“公开性”走红，在广播、电视和报刊中涉及宗教问题的报道和讨论也越来越多。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使得东正教的信息在社会上扩散。大量文章基本上围绕两个内容：一是探讨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探讨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二是有关教会活动的报道。苏联大众传媒不加区别和限制的报道，逐渐混淆了人们对宗教做客观报道与公开宣传之间的界限。这时，有些人试探着分析东正教在苏联历史上和文化中的作用，希望发展宗教使之参与改革过程和社会道德复兴，有些人则干脆直截了当地为宗教辩护。当时社会的种种言论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谴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认为无神论是不道德现象的根源，把苏联现今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弊端全归于不信神所致，完全否定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地位；另一种，不赞成把宗教说成是克服社会危机和复兴道德的唯一途径，这种矛盾，反映了苏联文化思想领域的混乱、惶恐和冲突的现实状况。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和电台、电视台对戈尔巴乔夫会见莫斯科和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皮缅一事的报道，以及报章上关于政府和教会最高首脑会谈内容的报道，对公开讨论政教关系起了很大的刺激和催化作用。而后，苏联报刊纷纷登载文章，大量报道东正教和教会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此类文章的作者大多是知名学者、文化界和宗教界人士，以及评论家。他们多从改革和新思维的立场论述宗教和社会问题。尽管每个人的意图不同，论据各异，但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一致谴责苏联时期的做法，呼吁现今的社会改革必须包括政教关系改革，必须在民主性和公开性的原则上进行改革。此时的文章常常提到地方政权机关对信教者存在不信任感的问题，通报有些政权机关干预宗教事务，教徒群众与国家工作人员发生矛盾等情况。在1990年10月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公布以前，上述意见要求就早已通过新闻媒体激烈地反映出来了。鉴于当时的情况，尽快制定新的宗教法规和政策，不得不紧迫的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