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西欧和美国，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在二战以后已很少发生。在这些国家，宗教组织即便有自己的什么政治主张，或者与政府有什么矛盾，也不会发生与政治力量之间直接和公开的冲突。这种一般的规则用来说明改革以后苏联—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氛围下的东正教会也很合适。

在俄罗斯社会的巨大转型中，东正教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迎来了自己积极并良好的发展态势。戈尔巴乔夫掌权以后，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于宗教政策更是改弦更张，强调与教会的关系，承认教会的合法权益。1990年10月，政府颁布《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全方位地改变了自十月革命以来的宗教政策，遂使信教人数大幅度地增加，据统计，这一时期东正教徒人数已超过700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1/4。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实行更加宽松的政策，致使东正教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东正教会被允许进入军队，出现了宗教政党，东正教的节日也取代了十月革命节，东正教的神学教育也不断扩大与渗透。有两个事件，可见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前台角色：一是1994年9月，叶利钦与议会的矛盾冲突，东正教领袖出面做调解人；二是教会支持政府对车臣的军事行动，拥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普京当选总统以后，根据国情，于2002年2月和6月先后制定了两部新的宗教法。第一部的内容是保护教会的合法地位及其利益，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巩固社会道德基础，协调国家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第二部的内容是保障俄罗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捍卫俄罗斯宪法，保证俄联邦的安全与完整性，抵制极端主义的活动。10365362这两部宗教法颁布以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号召全体教徒遵守国家有关法律，严守基督教道德戒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2000年之前的10年，用普京的话说，是“俄罗斯三百年来最黑暗的时期”。前总统叶利钦照搬西方民主，进行了脱离国情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与市场的严重失序，国家的经济实力倒退了几十年。已经不堪一击，虚弱得“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10365363。普京当选总统以后，引领俄罗斯脚踏实地地走向复苏，在他担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工业和财政势头良好，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增加人口计划成功落实，恢复了领土完整和统一，有力地打击了恐怖活动。可以说，秩序和稳定是现政府最大的功绩，而支持其施展作为的理念，就是“主权民主论”。

这一理论认为，民主与主权同等重要且并不矛盾，其原则是“不受外来干涉”10365364，标准是不能导致社会的退步，而应使国家更加安定、人民更加富裕；民主之事属于自决之事，即主体在国家和民族。所谓自决亦包括根据自己的历史、国情、法律和地缘政治来创造自己的模式和实施路径。虽然，我国有学者认为，“主权民主论”在理论和实践当中都带有过渡的性质，而最终的发展目标仍不可知，类似于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10365365然而“目标”往往“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进步”（顾准语）。难道进步本身不是“目的”或“目标”吗？

俄罗斯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各种宗教信仰者占到其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其中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被视为传统性宗教，此外还有天主教、基督新教浸礼派和福音派等诸多教派，以及一些新兴宗教。随着俄罗斯历史的重大变化，几大传统性宗教都改善了同政府的关系，并找到了各自相应的位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京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在不同的宗教节日，他都会分别发出贺信。为了防止小教派被边缘化和被看做二等公民的偏向，他在当选总统之日，签署了有关修改《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条款，并将宗教组织的登记日期延长一年。他上任以后，首先接见了伊斯兰教领袖，声明政府的车臣行动不是针对穆斯林，而是打击恐怖分子，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在俄罗斯，大约有2000万穆斯林，他们忠顺守法，认同俄罗斯文明，并与东正教保持着和睦的关系，是政府非常倚重的宗教力量。说到稍有不和谐的音符，是指基督新教的浸礼派、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等，他们的人数约占俄罗斯人口的2%，在观念上排斥“俄罗斯文明”，也不赞成“主权民主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欧洲文明的真正代表。总的来说，宗教的作用，尤其是东正教的作用，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甚受重视，它甚至被提到了与核能战略同等的高度。普京在2007年的一次全俄记者会上就提到，俄罗斯的传统宗教和核能战略作为两张盾牌都是巩固国家体制的要素，是对内和对外保障安全的必要前提10365366，一为“软实力”，一为“硬实力”，对于俄罗斯的发展而言，人民精神上的团结和道德准则的一致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同样重要。

对于俄罗斯的未来，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问的“怎么办”，似乎只有一条路：除在政治上要集中权力外，精神上要回归传统。权力为主治之权，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要如同一个独立的“个体”，掉臂自如；传统为东正教文化，是其民族精神的骨髓和血液，是“俄罗斯文化的第一语言”（霍鲁日语）。但他们自己已很久都听不到乡音了。“乡音”是什么？是故乡的语言，自我身份认同的语言，在记忆中一个民族保持同一的语言。然而语言虽有故乡，却反映着人类的共同精神（common spirit），即“自由”与“和谐”的精神。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实践中得到的是与“共同精神”相反的结果，那么，他应反思自己丢掉了什么。丢掉了什么？回答是，丢掉了本分，丢掉了传统。

人们的认识大致得到了统一。在几次社会调查中，称自己是东正教徒的人数大幅度提高，达到受访者总数的70%。而且，有人并不是东正教徒，也可能是无神论信仰，也都承认东正教的传统核心作用。反对者不是没有，但人数在减少，不超过十个百分点。有一个小例子：2009年年底，俄共有一杜马代表提交修改俄罗斯国歌的议案，建议取消歌词中“上帝”的字眼10365367，将“你（俄罗斯）是上帝保佑的沃土”改为“你是我们保佑的沃土”。俄共议员的理由是，国歌是国家的标志，任何宗教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这位议员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发出无神论的声音；然而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大多数议员的支持，甚至有人指他居心叵测，扰乱视听。显然此建议的提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些年人们普遍认同了宗教领袖所说的“不能到大洋彼岸去寻找俄罗斯的民族理念，重要的是回归自己历史中道德纯净的信徒的生活准则”10365368的倡议；国歌中的“上帝”一词，在多数民众的心目中，就是东正教的“上帝”，是一个神圣化的符号；在他们眼里，西方文明太物质化，太讲功利和强权。在中世纪，东正教与天主教东西分治，在近世纪，东正教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鼎足而三。我们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属于西方宗教，也是世界性宗教，其民族性和地域性已逐渐消融。而东正教则不然，它有稳定的东欧之地域空间和明显的斯拉夫民族之性格。坚忍，倔强，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完全是一个令敌人可怕的对手。它能使民族凝聚在一起，它的理念在帝俄时期就是“东正教、强国、人民性”，做大国，做强国，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自由。这不仅是统治者和人民的天然属性，亦是东正教的一贯心态。这大国、强国，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而精神之代表就是东正教，它已经被民众和国家意识所认同，成为抵御西方影响的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我们看到，它与政府拧成了一股绳，对内对外发出的是同一声音。比如东正教新领袖基里尔2009年的就职演讲，强调教会生活的指导原则“最主要的是统一，其次是自由，总体上说是爱”10365369，此无异于是国家“主权民主论”的教会版本。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政教合作关系可谓相得益彰。其中最富成效者，就是经过漫长的80年的分离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红”“白”两派终于合二为一。所谓“红”“白”两派教会的说法是指，20世纪初，当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取得政权以后，教会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造成政教严重对立，大批教堂被关闭，局势的混乱致使一部分僧侣逃往国外，教会就此分裂，尤其是当192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式承认苏共政权并表示忠顺后，双方的对立达到顶点。后来有人习惯上将海外的，主要是移居北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部分俄罗斯神职人员及其后裔组成的教会称为“白”教，将苏联国内的东正教会称为“红”教。此次“红”“白”教会的合并经历了近10年的酝酿，普京多次穿针引线，竭力撮合。终于在2004年5月，海外东正教会领袖拉夫里都主教率代表团访莫斯科，与阿列克西二世举行了第一次会见并共同祈祷。这次对话以后至2006年，教阶层面上的对话在莫斯科、慕尼黑、巴黎、纽约、科隆等城市分别召开了八次，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根据会谈，合并后的俄罗斯海外教会成为莫斯科牧首区的一部分，但在教务、行政、经济、教育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双方共同拟定了与国家关系、与非斯拉夫人教派组织的关系及符合传统教规的交往原则，统一了认识和口径。2007年5月17日，在莫斯科最大的基督教主教堂，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与俄罗斯海外教会拉夫里都主教共同主持回归庆典。这一合并，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会之一体化进程开始，亦标志着俄罗斯世界的空前团结。教会方面强调，“合并”是应俄罗斯人民的要求而实现的，对俄罗斯人来说更多的是其精神意义。同时，俄罗斯的文化遗产和语言，在世界范围将会得以更有效的保存。对政府而言，“合并”亦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它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利用东正教对海外俄罗斯人进行整合，以便在平衡地缘政治的战略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