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向着世界联盟的世界公民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康德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他所提到的有汉娜·阿伦特、利奥塔和哈贝马斯。有所不同的是，他把康德与马克思挂钩，从康德的世界共和国“跨越”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回到康德”就是要使长期被本体论上的二元化、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先验论与美学上的形式主义者遮蔽下一个伟大启蒙思想家康德隐露出来，投入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中去。康德在完成三大批判同时，1784～1797年写了一系列历史哲学与文化政治学文章，它们是三大批判以形而上目的论向形而下现实关怀之展开，被视为“第四批判”，其中以《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什么是启蒙》《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永久和平论》最为重要。
对克罗齐“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笔者曾说“任何历史都是未来学”。康德写道：“我们渴望有一部人类历史，但确实并非一部有关已往的、而是一部有关未来的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告性的历史。”他从宗教预言性进入这个问题，最后将历史前进的缘由归于理性，以历史哲学的精神探讨了国家权力、社会体制、法律、道德、自由与理性等关系，提出了民主宪政与共和主义问题，对以“世界公民”身份及世界联盟的建立吁求永久和平，将这些问题纳入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彰显出历史理性之终极关怀，故“第四批判”也被称为“历史理性批判”。在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下，康德的思想基础乃是人文主义之启蒙理性，不同于卢梭式带有感伤诗人情调的“回到自然”，康德长入历史的自然观带有向着人类社会改善之目的前进的必然的意义。他把这种理念带进了启蒙主义，使之上升为历史理性，并又进而止于黑格尔的普鲁士王国作为历史的终结，而走到了启蒙思想的巅峰。其重要贡献在于把和平、民主与人的理性自由，以及战争与专制权力联系起来加以精到的剖析，指出“唯有理性的概念才会懂得仅仅根据自由原则来奠定一种合法的强制，而首先正是通过这一种建立在权利之上的持久的国家体制才是可能的”，后现代当循此路径“回到康德”。
毫无疑问，康德是后现代颠覆最甚的一位，在目的论方面他遭到反进步主义的颠覆；在伦理学上他的“绝对命令”理念受到道德相对主义的颠覆；他在美学上的划界受到学科合法危机的颠覆的同时被作为形式主义者批判，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本体论与盛行的实践本体论相左……这一切与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在“反思启蒙现代性”中的境遇分不开。因此“回到康德”问题，应该置于“后启蒙”进行深度分析。这里的“后启蒙”根据前后文有两层互错的意思：一是启蒙在后现代的境遇；二是后现代之新启蒙精神。对于这个议题可从康德本人与福柯在相隔约200年间以同一标题“什么是启蒙”展开的论述来探讨。
福柯1984年在《何为启蒙》针对康德的同一题目所说，“启蒙”是整个哲学思想史“没有解决而又摆脱不了的难题”，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启蒙给予现时代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性质疑以某种意义，“两个世纪以来仍不失其重要性和有效性”。
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即：自由地运用理性，使人脱离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福柯的“何为启蒙”实际上回答的是“什么是‘后启蒙’”。后启蒙状态的一个关键语即是福柯指出的，我们“仍然”处于“未成熟阶段”。“未成熟状态”既是连接古典、现代、后现代的纽带，又是启蒙断裂的契机。康德之后200年并没有改变这种状态。福柯说道：
“我不知道我们有朝一日是否会变得‘成年’。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得成熟，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因此在他看来，如果康德的问题是弄清理性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在今天，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这个话晦涩地表达了对康德的目的论所表明历史方向性的选择之异议。这是来自福柯的“考古学”方法之非连续性历史观，意思是我们不要再去想改变（超越）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那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的回答是：“20年来在有关我们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权力关系、两性关系以及我们观察精神病或疾病的方法等领域中所发生的那些十分确切的变化。”这是在个人的能力的自由运用与权力对此限制的冲突中展开的。“理智与疯狂、疾病与健康、犯罪与法律等关系问题，以及性关系的位置问题”这样一些以偶然性构成的特殊事件上升为带有历史总体普遍性的东西。“应当把握的，乃是我们对这种普遍性之所知达到何种程度”。归根到底“启蒙”与“后启蒙”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叙事”与“小叙事”，大叙事与人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对自身的不成熟状况有所觉察，有所不满，进而有所改变，这也就是从不成熟状态中解脱。这就是有关历史“朝着改善的方向前进”的话题在后现代为宏大叙事（利奥塔）；在罗蒂则是“大哲学家”思考的一些必然性话题。虽然后启蒙的“小哲学家们”关注的偶然性小叙事各自不同，但摒弃与历史总体规定的必然性相谐的进步方向则是一致的。
在科学与理性的张扬上，康德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没有什么差异，然而法国革命是以非理性之刀枪来维护理性，德国则以头脑发动的狂飙突进的思想启蒙导致一场哲学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德国思想界带有启蒙理性自身反思的特点，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写道：“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康德对法国革命总的是赞许和支持的，这与他的历史进步观一致，但历史上任何革命总会产生负面的“后遗症”。法国革命暴力，1793年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恐怖是以非理性对其目的——启蒙理性发生的错动。即使路易十六罪有所得，也不该殃及其无罪的子女。“十月革命”对尼古拉二世一家人的杀害也是同样的。革命之宏大叙事本身未能解决人的未成熟状态，阶级仇恨引起如同某些凶猛动物对血腥的渴望与反理性之暴力冲动。这造成了“后革命”时代反思的契机。而后现代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并不以“告别（暴力）革命”为限，非暴力的非理性颠覆着启蒙理性。“回到康德”就是通过后现代新启蒙使人达到新的成熟。启蒙的使命就是历史理性批判的目的，这是自然的无目的进向社会的合目的。
康德在自然观上坚持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合规律论，体现在他1775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该书又名《宇宙发展史概论》）。二元本体论使他面临宇宙发展史的合规律性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如何统一之难题，成为他的不可知论与先验论的本体论根基。他把社会史发展的规律看成自然合目的性，即合规律的必然性。目的论既是贯穿于三大批判的东西，又是完成自然向人生成的依据。他认为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是通过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达到的善。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他终于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了，他说：“合目的性就是通过人类的不和乃至违反人类的意志而使和谐一致得以呈现的。”这包含着历史“总体”理念，在横向上是各个民族与国家群体的联合（世界联盟），就是人类整体；在纵向上是向着目的善前进的历史。他写道：
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的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
他这里所说的“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当理解为必然。这个历史总体的思想是康德对亚里士多德总体（整体）观的传承，成为后来黑格尔的历史观之雏形，最后走向马克思的总体。恩格斯以平行四边形的两条边形成对角线方向的合力来表述同样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康德把按照历史理性目标行动者称为“世界公民”。在一部“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下“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在这里不是上帝的“绝对命令”而是从自然到社会发展的历史总体之目的。这是协调人由于其“非社会的”自然性导致的恶性竞争——“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这个理性的目标，不仅在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和谐，也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走向各民族的联盟”。因此他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他把“自然向人生成”之最高目的形而下地归结为：“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在这种世界性的公民宪法下，“每一个国家，纵令是最小的国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需靠这一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只需靠一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可以指望着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了”。这个目标康德当时自己觉得有些“虚幻”，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宪章，与冷战后欧洲联盟的成立却使这一目标逐步现实化。康德指出：“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foedus paci-ficum）；它与和平条约（pactum pacis）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这就是康德描绘的世界公民朝着世界的联盟达到永久和平之远景。
“后现代死了”与“后现代之后”的声音昭示着对后现代的启蒙现代性反思之再反思，也就意味着一种后现代时代的新启蒙。这是对启蒙现代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人类普遍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申。
康德的这段话，仿佛是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世界所写：
在我们这部分由于它那贸易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里，国家每动荡一次都会对所有其余的国家造成那样显著的影响，以至于其余这些国家尽管自己并不具有合法的权威，但却由于其本身所受的危险的驱使而自愿充当仲裁者；并且它们大家就都这样在遥遥地准备着一个未来的、为此前的世界所从未显示过先例的、伟大的国家共同体。
如果说在“善”“目的”“总体”“实践”这样一些范畴上可以找到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上的连续性关系的话，那么再加上“世界公民”“永久和平”便可走向马克思，当然中间还隔着一个黑格尔。黑格尔把康德的二元论统一起来完成的辩证法的革命，但他以自身为目的之绝对精神把康德向着善作为目的之开放的历史运动在体系上封闭起来。他的法哲学以普鲁士王国为人类历史的终点，在启蒙理性上也比康德倒退了一大步。
把“回到康德”与“回到马克思”直接连起来的是对苏联模式持批判态度自称“新左翼”的柄谷行人。他在《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一书中文版与日文版序言中写道，通过对共产主义的重新思考，使他“转向了康德”。他认为：“我们如今所处的状况与康德写作《纯粹批判理性》时的状况多有类似”，康德追求的是“扬弃资本，民族的国家的世界共和国”。“共产主义乃是康德的‘绝对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