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费孝通文集》（第二卷）］

主题发言人：罗涛

评议人：李珂

记录人：务伊琼、冯嘉曦

时间：2009年10月24日

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主楼612

赵旭东主持：社会科学就是一群人要坐到一起讨论。将口述的表达转化成文字的表达，也是一种文字的游戏。别人看你是一群怪物，但正是这些文字成就了很多思想，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改变，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潜移默化的东西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生活，对这些故去的人的作品进行重读，是一个传统，做学问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传承性，不能像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边蹦出来一样。许多人的作品找不着根基在哪里，但实际上还是应该有一种主流的根基在其中，看看老先生说了什么，注重他没有说什么，这是更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文字是游戏是指它是不确定的，当你落笔写一句话时，你想表达的东西得到了表达，但你没想表达的也表达不出来，这就是一种在场和缺席。所以我们说传承很重要，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些以前人没说的，或是他想说没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就是要看到为什么它有时候很精辟，有时候又很无聊，我们就是要练就怎么运用文字的这样一种功底。学术的传承有几种方式，一种是老师的源头很强，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等，后边的人就是给他做衬托，使这个老树干不断粗壮；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根不是很粗壮，但是以后枝叶繁茂，现在不会再有大师，而是要老老实实地想一个小的问题，要有不断延伸的一种状态。

该卷收录了费老最重要的两本民族志著作《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其中《江村经济》是用英文写作的，是费老跟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时的博士论文。《禄村农田》也是费老40年代用英文发表的，按照书本中的描述应该是成书于1943年，实地调查时间则是在1938年和1939年。该卷余下的几篇文章是《云南三村》发表之前，费老在报刊上发表的《禄村农田》的部分内容。

《江村经济》关注两个主题，即土地利用和农民家庭的再生产过程，并且全书贯穿了功能主义的分析。作者通过对江村的整体描述，想说明江村这个社区的经济体系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土地的利用涉及相对少了一点儿，我想可能是调查的数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禄村农田中得到了详细的描述。再生产过程包括人口的再生产和经济的再生产，人口的再生产是以中国传统的家为单位的，父母与子女、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基本结构，而且前者的关系在人口的再生产即传统观念中的传宗接代的过程中更为重要。在人口再生产中，我们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是很重要的，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生出一个男孩来延续香火，婚姻的经济功能是其次的。

经济的再生产包括三个方面，即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过程。江村位于长江三角洲，土地以种植水稻为主，人们靠种植水稻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江村的土地是属于大地主的，根据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情况，分为雇工、承租者、佃户、不在地主和完全所有者几种类型。另外丝织业在江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蚕丝业是江村居民的第二收入来源。但是在外在力量和传统力量的双重影响下受到严重冲击，外部的因素来自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工业缫丝的兴起，前者导致生丝价格下降，出卖生丝所得的收入大为降低；后者降低了丝绸的生产价格，产量增加，国际贸易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庭丝织业。内部的传统力量具有蚕种易中病毒、蚕茧产量和质量不高、旧型机器效率不高和家庭作坊副业的个体性质等缺点，当地人意识到这些制约，成立了合作工厂，当地政府也予以支持，但是由于合作工厂管理、运行等方面的不善，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费老意识到丝织业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但实际上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因此，不应该紧缩支出，而是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很有预见性的，而且依然是解决中国现代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

《江村经济》第16章分析的就是中国的土地利用问题，虽然材料少，但是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费老认为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研究土地问题是很重要的，回国后，就想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进行分析。1938年和1939年他在调查禄村时就有意识地把社区分析的方法引入调查中，并且将问题限制在土地制度方面。在农民阶层的划分中重要的是“不在地主”这一种，主要的土地都在这些人手中，但是禄村却是大部分土地在“在地地主”手中，佃户种的主要是宗田，少量的是私人土地。这里工商业不发达，少数几户人开有马店，因为这附近产盐，运盐的会在禄村休息，相当于下马打尖这样的状态，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出产还是依赖于土地的出产。而且在这里男人可以不下地，只要生活刚刚够，他们在休闲中度过，家中的女性却是一定要下地的。这引起了费老的思考。江村所代表的是在沿海地区工商业较发达，土地集中在“不在地主”手中的类型。禄村的农田基本上是控制在本村人手中，即使发生买卖也是发生在宗族内部，而且手工业不发达。他在禄村中进行了详细的土地分析，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接下来谈这两本书的意义，《江村经济》的意义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写得很清楚，《禄村农田》则是在功能主义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社区研究，这是社区分析的方法和其他研究最大的区别，可以看出作者思想发展的脉络。《花篮瑶社会组织》没有理论指导，在《禄村农田》中作者则有意识地贯彻了社区研究的方法，运用整体论的视角。一般而言，功能分析会忽视变迁的研究，它是一个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历史性研究是缺乏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江村经济的论述中运用功能论的理论却能很好地进行社会变迁的描述，这是做了一些突破的。此外，《禄村农田》中还批评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功利主义。

韦伯认为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最快速的阶段，新教思想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作者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这种只重生产不重消费的宗教观点是有悖人性的。他的研究表明投入农田获益的比例要高于把田租出去获益的比例，在禄村的闲暇经济中，把田租出去，能不下地就不下地，不下地的人把时间花在抽大烟上，偶尔下地的人也把不下地的时间放在休闲上，这实际上既不注重生产的效率，也不完全在意消费，禄村人坐在太阳底下也能过一天，禄村经济实际上批评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功利主义。

后边的文章大多是基于禄村的资料，观点相似。《农村屯粮》一文针对战时市场上买不着米的现象做出分析，费老认为大多数粮食屯在农村，但是让他们拿出来很难。他们的很多活动是冲着占有土地而来的，土地是最稳定的，有些人去做上门女婿就是为了占有土地。对农家费用的分析是对恩格尔系数适用性的批评，它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对工作和娱乐的分析认为工作是被人雇佣的，而娱乐是不被人雇佣的，这是对当时的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对西南工业的分析认为，由于战乱，西南工业发展起来，当时的想法认为一旦战争结束，劳工是无法留住的，所以要提高劳工的地位经济等，才能在战后留住劳工。农贷的问题，发展的结果是不理想的，江村的状况对此有了一些反映。农民借钱不是为了再生产，他们没有获得利润，得到了利润来换钱，农民没有这种意识，所以没法还钱，于是费老提出一种物贷，但是没有推广开来。对于效率和效用，在禄村如果生产了没有得到享乐的话就不去生产，效率和效用在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人中也是不一样的。指导西方的是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主张哪怕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也要增加社会的总产出，所以西方社会是很不重视人的利益的；但是中国根据几千年的发展，在农村的改革中是以全部国民获得利益为出发点的，这种人文主义的观念和功利主义的观点是相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