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费孝通文集》（第三卷）］

主题发言人：李珂

评议人：牛静岩

记录人：务伊琼、冯嘉曦

时间：2009年10月31日

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主楼612

赵旭东主持：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文字的交流，因此也为这个读书会设了一个课题——关注一下费孝通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通过阅读、走访、比较，来理解费孝通，我们希望将费孝通原来思考的问题延续下去，有一个根的意识，就是说很多问题实际上费先生之前也都提出过，但不是以一种系统的概念，而是以一种中国人习惯的随笔的形式。我们在很多随笔式的文章里都能看到一些现代问题的影子，甚至包括全球化。我们在阅读时发现，费先生走了很多地方，非洲也去了一下，美国当然不用说。所以，我们在其中通过切身感受费先生书写下的语言，体会这一位社会学家怎么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这对于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家在以后谈论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从这里出发，去找自己的目标，去找自己的方向、自己的道路，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对此也抱有一个期望，希望我们小组的任务能够更多地集中在阅读上，也希望一些研究生、本科生在不同的阶段参与到未来的走访当中去。我们也可能会到费先生所走过的道路上去看一看，实地走一走，感受一下。

今天我们读《费孝通文集》的第三卷，这一卷内容相对比较散，但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困苦的时代，也就是抗战时期费先生的一些言行，这其中也透露出很多前后的联系，既有一些思想在逐渐形成中，也有一些想法在逐渐的突破当中。因为之前费先生已经做了江村调查、禄村调查，现在很多思想可能会在游走当中。我们看到他很多的游记，也到过大理，《鸡足朝山记》一文，写得很漂亮，但背后他想说明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很值得去玩味的。我们今天主讲人是李珂，评论是牛静岩，大家也都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各尽所言。

我把读书的一些收获向大家汇报一下。第三卷收集的是他1941～1946年的文章，反映的是费老31岁到36岁的人生状态，共收录文章48篇。我大致做了一个分类，这里边包括序言类的、杂文类的、散文类的、游记类的，以及后面的政论。这本书总共是543页，我读的不是太多，但是读得比较认真，也整理出一些我认为比较有启发的观点与经典判断。

这一卷读起来不像是《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更加纯粹一点儿的学术作品，这一卷你从学习的角度可以用，从生活的角度也可以用。你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刊物，也可作为与老前辈的一种精神对话，所以读起来也比较享受。回味起来，我总结了五个特点，第一个是从之前的文章我们也体会到了费老在工作、研究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的敏感性，这一卷就体现得更为明晰，可能一个场景，比如等车，比如元旦过节，比如一次游玩，或是别人跟他的一次对话，或是出行中看到的一个很小的现象，他总是能够从小的现象中去体会、分析它背后的东西，也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小小现象，善于发现、善于思考。

第二个是费老的文风是随笔式的，夹叙夹议，他看到一个东西会先做简单的描述，描述后就开始自己的分析，但这里的分析大都是个人的一些感悟。但有一点，他在议论的时候所用的资料是很丰富的，也就是说他头脑中所积累的资料、所拥有的思想是很丰富的，于是我感到我们在看的时候也有很多想法，但在加以阐述和分析的时候力度就会弱了一些。

第三个是我感觉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了费老在30岁左右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发展历程。我这么认为：费老在既有文化中被塑造，又接受着异文化的雕刻，对人生、对民族、对政治、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都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这是我对他这一时期的评价。但我想说的是，实际上他也在变，这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既在被塑造，又是一个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但从费老的理念中体现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用一生去追求的东西。这一点我下面讲的具体内容中会有所体现。如果你是一个有抱负的，想要做点儿事情的，想学点儿知识的年轻人的话，应该向费老学习。

第四个是，回头来看，这一时期费老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也为其日后的命运遭遇埋下了种子。这个可能说得沉重了一点儿，就是说，他在当右派的时候，说的很多话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费老在当民盟主席时候的态度和他后来的态度实际上是一致的，不过好在这些种子的生命力很顽强，若干年后成为我们实践的选择。也就是说，虽然他被打成右派，但是历史的进程、文明的进程还是会印证他的思想是正确的。

最后一点是白纸黑字具有时空的穿透力，虽然你读的这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西，但是你丝毫不觉得陌生，好像这些东西就在今天，他那时候看美国跟今天我看美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好处吧。下面我一篇一篇地介绍费老这一时期的文章。

第一篇是《中国的乡村工业》，写于1941年9月，是为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写的一篇序言。其中的核心观点，第一是中国的农家消费有很强的自给性，但费老不认为中国没有工业，中国的传统工业是一种分散的，通过集中人力、资源配置，把生产搞起来，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大生产；同时正因为农民要自治，所以家庭手工业发展起来。第二是认为工业帮助农业养活庞大的农村人口，这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因为农民有着很强的自给性，所以手工业是一种很重要的维持生计的手段。这其中，费老在山西、云南、浙江等地做过许多调查。他发现如果仅仅从事农业对于维持家庭生计是很困难的，所以工业既满足家庭需要，又可以提高家庭收入。我想从这个延伸来看，这为他后来的小城镇大战略，包括他的藏富于民的思想提供了依据。这里他为农村的乡村工业做了两种类型的分类：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特点是不需要值钱的设备的，直接从自然界中取材，取完材之后，经过工艺加工成为人们能用的东西。作坊工业用费老的界定就是利用较先进的技术，利用人力以外的动力，大批地购进原料，大批地生产商品，使它可以得到经营的利益。它不同于现在的大工厂，是例如现在农村的磨面坊之类的东西。分类后费老在对都市工业和乡村工业的分析中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都市工业兴起后对乡村经济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是都市工业兴起后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如果这些影响是有害于民生的，我们得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补救。第二个是乡村工业本身是否必须以手工业为基础？我们能不能改变乡村工业的性质，使它可以和都市工业并存？他的观点就是他在乡村工业的复兴和前途中所讲的，并不是说一切工业都能分散，工业中确有不可以分散的；可是确有一部分工业，只要分散的工场，在运输上和经营上有配合的系统，它在技术上就不致绝对地不能和大规模的集中工场相抗衡。这样，我们的新工业并不一定全部都要集中在都市中了。若是留着一切可能留在乡村中的，设法限制不必要的集中，则会使我们的都市工业和乡村工业不致有尖锐的冲突。

也就是说他第五部分的论述是回答自己第四部分的提问。有些工业需要大集中，比如说属于国民命脉的，像钢铁石油等；但是像轻工业产品，如果说运输经营和组织系统调一下，把它分散到千家万户中，也可以形成一个和都市工业相抗衡的局面，也就说可以让农村的乡村工业得到振兴。他说的离土不离乡、小城镇建设、藏富于民等都有着这些思想的影子。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突起，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分散到乡村当中，但通过现代化的物流手段使得它也能和城市抗衡，甚至挤垮了一些国有企业。这是第五点。第六点是费老谈到的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土地流转的问题。因为作坊工业容易成为集中土地权的魔手，工业里累积下的资金，因为在少数人手中，不能在消费中用掉，因之又得向土地投去。就好比《超人归来》的例子，当中有句话为：有人沉醉于淘金，有人沉醉于干别的，我的父亲告诉我一定要去找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费老已经注意到当时作坊工业的人一旦积累了资本，作坊工业的必然趋势是一定会大量投入土地；第二是农民生计的压迫，不能不借钱来维持生活，以致落入了那只金融的魔手。农民没有钱，要卖土地，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费老认为这是一只魔手。

第二篇是《养猪与吃肉》，写于1942年2月14日。费老有一种能力很快地吸引你，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然后在给你讲故事中让你明白许多道理，这种文风值得我们学习。这篇文章写到苍蝇，都市人看到苍蝇是恶心的，不卫生的，传播疾病的，于是费老说我给你钱，你把我住的地方下面的猪弄走，但是人家说，你可以走，猪不能走，我不讨厌苍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苍蝇的话，我今年的稻谷就完了，苍蝇在这里恰恰成了农事生产收获符号的一种象征。房主说苍蝇又害不了我的命，但是粮食没有收成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这种态度差异使我们感到，我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生许多冲撞，这就是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的微观体现。这篇文章真正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消费的时候把猪看得这么重，猪肉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品，猪肉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比较了牛和羊，比较后发现猪是活动半径最小的，最省力的，产出又最多的东西。所以在畜牧消费上，猪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的。这仅仅是从经济方面上说，还可以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不同地域中是有着不同现象的，费老说：人口密集，荒地稀少，就只见猪而不见牛羊了。这篇小文章很好玩，咱们吃了这么多年肉，就没有什么想法。

第三篇为《论旅行》（1942年8月1日），文中用到他祖母的一段话，后来又引申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再后来他不断地提到“不惮烦”。现代文化的基础说得简单一些是个“动”字。农业和工业的分别也不出这个动字。一个种田的老农，一辈子不离他出生的村子，一样能丰衣足食；植物文化本身是不需要动的，动了反而要出毛病。可是工业就得配合来源不同的各种原料，货物和人要不断地流动才有生产。一个社会要工业就得好动，反过来说，一个怕出门的民族，也永远不会达到工业社会的程度。他关心的是，中国的确已不能再甘于农业社会了。他引申到两种文化的区别。有一点我读起来是很有感觉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不是老子发明的，而是我们荆棘遍地的旅途所造成的。“我们不用讥笑留恋家乡的游子，说他不前进，骂他没出息；若是四海都能和家乡一般的不受歧视，不受欺生，不被码头的脚夫敲竹杠，不被司机驱使如仆役；我想，至少我自己可以这样起誓，很少人是不愿意多走几千里路的。”我想费老写这段话，一方面是在讲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说人们之所以动实际上是在寻找更好的生活。动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这是没办法，能不动当然是不动的，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计，人们只能选择动。

第四篇是《论神经战》，写于1942年。这一时期费老的很多文章都是报纸在用，属于评论性的东西。文章没有讲神经战的具体内涵，这可能是当时他们的圈子中讨论的类似现在的农民工这样的概念，一说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了。费老论述这个问题说，神经战其实就像是心理战，有些像是土著的巫术，巫术是由于你对自然缺乏完整的把握，所以你就产生了一个心灵的弱点，巫术就抓住了你这个弱点，会取得相应的效果，实际上是心理作用的结果。神经战和这个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又有着不同。他说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人类发现他们小小的脑袋，纤弱的神经，能确切反映出宇宙运行的原则时，他们用理性代替了上帝。有了理性我们就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但在费老看来，人和自然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是智慧，即社会关系。他说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增强了，但隔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社会也就更复杂了，复杂到人们无法了解、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从理性得来控制自然的力量，不但不能给人的生活满足，反而成了人们生命的威胁。这就为神经战提供了可能，用费老的话说，于是人又怀疑理性，走入了另一个黑暗时代。这是1942年费老对人、社会关系和自然的一种判断。虽然费老当时才32岁，但已经对理性提出了一些批判。

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也对理性提出了一种判断，吉登斯说：当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风险社会，不仅既有的制度蕴藏着、制造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制度建设的目的也要转向预防风险，尤其是人为风险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中，既有的所有认知标准都无法提供完满的而且唯一的答案，既有的制度不但不能够防止并且保护我们避开人为的风险，而且还在制造着新的风险。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和费老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我们强化着对自然的控制力，然后创造制度，使用技术，用先进手段加强改造；但另一方面恰恰这些理性、制度、秩序又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多风险。文章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讲社会越发展，社会关系越复杂，人们的理性越深，而每一个人又陷入一种很无知也可以说一种很不可知的状态。比如说有个孩子要吃肉，他母亲提篮上街，肉价涨了买不成。三句话把整个故事讲完了，下面就问了，为什么会涨价？很小的现象我们就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第一，我们还不明白物价涨落的实在原因。货币贬值？危机心理？劳力缺乏？物资呆滞？第二，我们假定是因为货币贬值，你怎么知道货币在市场的数目增加了呢？加了多少？第三，假定母亲可以拿出一张报纸念给孩子听，说货币流动额有多少，增加了多少，可是孩子问，政府的公报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么？第四，假定政府的公报是绝不欺骗人的，可是政府发表的数字，经过整理、编制、发行、邮寄到一个普通人手上，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谁能保证肉价涨时，货币数量还是公报上的数目。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规则，没有现代这个概念，所谓的现代都是过去，因为现代社会的各种机制只能让我们把握很有限的一点点，但机制背后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它们却对我们影响深远，社会体系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很多的。可是生活上的艰难或好转，却是每个人切肤感受到的，我们只感觉到结果，并不知道这结果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于是我们就说不上控制了，也就没有了把握。如果现在问我知道多少，那我只能知道我经手的家庭事务和工作当中经我手的事物，其他的都是遥远的信息。张五常有一句话和费老的一样富有技巧：跟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是浅的，非常浅，但分析起来难度高。自然科学是深的，天下看来没有深而容易的学问吧。奇怪是，浅学问可以非常困难。我的意思是，当我的外甥及儿子向我解释他们钻研的物理生物及化学生物，我听不懂，认为深不可测。然而，在经济话题上，当我对某现象找到自己满意的解释，向行外人细说，只要没有成见，他们明白，这是浅。说难，因为浅，答案不容易找到，好些浅显不过的解释我要花上十多年的工夫。回顾平生，我没有遇到过可取但深入浅出的经济解释。这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人生体会，那是一个社会学家的人生体会。对我们来说，我们想要对自己生活有一个把握，没有一个积累是不行的。经济学家用了多年的时间，费老用了一辈子，在晚年还说要补补课，我想我们现在更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多积累。

第五篇是《论等车》。咱们每个人都等过车，你可以自己写一段，然后再和费老比，你会发现他的东西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感。第六篇是《西山在滇池东岸》。我觉得这是篇很优美的散文，是费老黄昏时看着滇池对岸的西山引发的一系列联想，最后还写了一首很好的诗。第七篇是《新工业中的艺徒》，他已经看到我们中国的工业缺乏大量的技术人才。技术人才是需要一种机制来培养的。他提出应该让国营工厂担任这一工作。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天费老这种培养人才的思想还是值得人尊重的，他认为管理人员肩负着家长对子女的责任，不能使艺徒仅仅成为一架机器而是成为一个人。若是在这20年中培养出的新工人，在普通生活中不太健全，而把将来的工业放在他们肩上，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我想说，现在的大学生你们可能体会不到工人们的艰辛，他们大多时候就是被当做机器在用，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们进入工厂之后真的是变成机器了，这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第八篇是《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这篇文章有一句话是，“不能痛痛快快地活，不如爽爽快快地死！”哪一天中国人能了解这一句话，他就能在这世界上做自己的主人。这时候我们的欢宴将不在除夕，而在元旦。朋友！生命不应该叫岁月来消磨，是要我们消受的呀。我们错失了这稀有的机会，哪里可以再求，快乐即使是有代价，这代价也是值得付的，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本钱。他的意思就是说做自己命运的主宰。第九篇是《人生的时序》。他讲人生有两个时序，一个是生理时序，另一个是社会时序。人从自然人长成社会人，你要经历与社会的磨合。人的成长是一种磨合，类似于齿轮之间那样。他认为人的社会时序和生理时序往往是脱节的，一种是生理时序到了，社会时序没有得到满足；另一种是社会时序给你了，又没有了生理时序。就比如我们现在，自己没有钱的时候想谈恋爱等，但是社会时序没有到，没有人给你发工资，父母养着你；等到社会时序到了，钱很多了，发现自己没有精力了，没有心情了。但是费老说：渴望也好，衰弱也好，都是痛苦；生活不能痛快是一样的。这一篇讲得特别好。

第十篇是《鸡足朝山记》，这是1943年3月写于呈贡城的。文章后来谈到对宗教、对人生的看法，说实话我真的没有看懂，但是我觉得是一篇很好的游记。第十一篇是《狂者自取》。他讲一个活泼的民族，是会把《乌托邦》放在一切经典之上的。“狂想在中国是个被排斥的名词。……这种乡愿道德统治我们的民族已有几千年。政治价值是复古，艺术价值是据典，做人价值是循规蹈矩。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停顿下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下最怕的是既不能回去，也没有勇气向前，我们说，理想总是带着三分狂态的，它虽非将来的现实，可是造成将来现实的就是它。所以它虽则狂，却是人类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力量。”读这篇可以看出费老是很积极向上的，在《鸡足朝山记》中最后他是很迷茫的，在出访美国和杨庆堃对话的时候，他开始对西方文化并不是很认可的，也只有他走完了在美国四个多月的历程之后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才回应了杨庆堃十多年前给他写的那封信。我感觉有多种情绪在里面，但总的而言还是积极向上的。

后面的《战后经济问题讨论》、《最后的一个上帝》、《清明怀故乡》都属于一种心情杂记。《战后经济问题讨论》讲的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后的一个上帝》是借用了一个上帝的狂人的概念，描述了一个假定的理想型的上帝，最后这个上帝也崩溃了，《清明怀故乡》是讲清明本来是祭奠的，但他却只能在远处，为什么呢？因为战争。这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态度。尤其其中有句话为：“我遥望着荒芜了的故园，野祭无人的乡坟蜷缩在耻辱里。使人魂断的该不只是路上的泥泞罢！”这些表达了战争把人的生活都破坏掉了。还有一篇是《编蝇拍的老竹匠》，看到一个老汉在编蝇拍，这个老汉又不讨厌苍蝇，但就是编这个卖。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我们就缺少这种敏感性。他写道：农夫们顺命的做着一切自己全不明白的事。在他们的身上，有的人得到了利益，有的人发了财。他们却和大地一般默默地在糊涂里期待，在迷惘中工作，反正结果不是他们自己的。养了别人，死了自己。我小时候在农村时听别人跟我讲农民的事情，说是“悄悄的活，默默的死”，这与费老的判断是一致的。下面是《论仪式》。为什么有仪式？因为要以矫作的仪式来确立各人的身份，安定社会的秩序。它是一个结构的需要。

下面是《旅美寄言》，第一部分是在战时：力量集中，军事第一。他看到了所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军队的供应是很充分的，老百姓宁愿苦一点儿，也要保证军队的需要，因为这是在战时。第二部分是“东非的昆明”，这是在非洲，但感觉像在昆明。费老看到了西方工业延伸出的一个东西。东非本身不是欧美，但在这里欧美的驻军搞了很大的一个仓库，里面什么都有，于是他有了一种感慨，要有西方这样的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个罪恶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他提到了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白天搞工业，晚上就可以去消遣。第二个是一张漫画，这是讲他看到美国的苦人家的生活状态，与中国做了个类比，这都算苦的话，我们中国要怎么办啊。这是讲基于自己的文化怎么看待异文化。在人情与邦交中讲：若是自己不争气没出息，被人家看轻那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人。若把自己的坏处归罪于人，或者是把别的人看轻自己作为自己不争气的原因，那才真是不争气、没出息了。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海边吃饭，人家说中国人不容易，把账结了走了。然后是《关于女人》，主要讲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感（公民社会），参与战事带来女权的发展。